第三期
據(jù)考古調查,天德軍城(豐州城)東西寬1100米,南北長1200米,建于遼代(公元10世紀)。城中有十字大街將全城劃分為4個坊區(qū)。分別名為東北坊、東南坊、西南坊和西北坊。聞名于世的萬部華嚴經塔(俗稱白塔,現(xiàn)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高約50米,為八角七層樓閣式磚塔),即建于城內西北坊的宣教寺。從現(xiàn)存于白塔第一層的金代碑銘(現(xiàn)存6塊,原為9塊)得知,豐州城內的街道縱橫,民戶眾多,帶有行業(yè)名稱的有牛市巷、麻市巷、染巷、酪巷;用居民姓氏取名的有斐化裕巷、康家巷、張德安、劉大卿、張居柔巷等。這些街巷名稱,反映了豐州已是相當繁榮的中等邊城。元初,豐州不僅是一處繁榮的城市,而且成為東西交通的樞紐。早在成吉思汗時期,長春真人邱處機到中亞大雪山謁見成吉思汗后東返,即經過豐州小住,然后返回內地。元初名臣劉秉忠《過豐州》詩云: “晴空高顯寺中塔,曉日半明城上樓。車馬喧闐塵不到,吟鞭斜裊過豐州?!痹娋涿枥L了豐州古城的繁盛。天德軍所產的琉璃及瓷器,近20多年間也有許多發(fā)現(xiàn)。在天德軍所轄的豐州城、云內州城(今托克托縣西白塔古城)、東勝州城(今托克托縣大皇城),考古工作者多次發(fā)掘出較大型的琉璃建筑構件。1970年,在豐州古城出土的元代窖藏中,發(fā)現(xiàn)6件較大的瓷器,其中的鈞窯大香爐為稀世珍品。香爐通體施天青釉,光亮晶瑩,氣勢雄渾,反映了元代制瓷技術的最高水平。
關于馬可·波羅在豐州城活動的具體時間和內容,在其《游記》中未作記述。但是,豐州白塔最高層(第七層)內壁上的兩條題記,為人們提供了珍貴的間接證據(jù)。經綜合考證:白塔第七層共保存有準確元代紀年的題記有20余條,其中馬可·波羅1275年農歷五月,在豐州考察逗留有關的題記只有一條,年款為“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全文30字。在其旁邊,還發(fā)現(xiàn)一條用古波斯文寫的題記。漢文題記的內容為:“豐州□□住人□字亨見于本州做小令吏勾當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計耳。”這條題記是暫時居住停留在豐州的旅客,在拜見豐州低級官吏之后,登塔游覽時所題。豐州白塔為天德名勝,過往人士只要時間和體力允許,大都登塔觀覽或題名留念。因此,塔內現(xiàn)存遼、金、元、明游人題記近200條,除160余條漢文題記外,還有古波斯、古敘利亞、八思巴、回鶻、蒙古文等題記數(shù)十條。公元1275年,馬可·波羅年方21歲,很可能在向導陪伴下,登豐州白塔而題名留念。因此,現(xiàn)存于呼和浩特白塔最高層的漢文“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旅客題名,以及待考的古波斯文題記,可能就是證實馬可·波羅確實來過中國的直接而可靠的證據(jù)。因為,從時間和地點看,白塔漢文題記與馬可·波羅的行程吻合無誤。關于古波斯文,這在當時歐亞大陸上是最為流行的文字,馬可·波羅精通古波斯語言和文字之事,早已被學術界考證清楚并且普遍承認。而且,只有用人們通用的文字題名,才會為后來者所知曉。關于豐州城低級官員接見之事,當時正值初夏,蒙古貴族特別是統(tǒng)治豐州的汪古部上層,已盡隨忽必烈皇帝赴上都(故址在今錫盟正藍旗)度夏,城中只留少數(shù)官吏看守,故未能與上層貴族相見。根據(jù)《游記》考證,馬可·波羅一行離開豐州城,又經過13天騎行,終于抵達元上都,其時間約在公元1275年農歷五月下旬。
在《馬可·波羅游記》中,還記述了天德軍當時為蒙古大汗的世代姻親汪古部貴族所統(tǒng)轄的情況。當時汪古部的首領為駙馬闊里吉思。他是景教徒(基督教的一支)。但也保護其他宗教。馬可·波羅寫道:“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然亦有不少偶像教徒及回教徒?!痹谪S州白塔第四層及其他部位,發(fā)現(xiàn)用古敘利亞文書寫的榜題10多條,用的是景教的正規(guī)文字。在陰山以北汪古部首府敖倫蘇木古城中,發(fā)現(xiàn)一批景教徒的墓頂石,上面刻寫的禱告文,與白塔題記中的古敘利亞文相同,這些發(fā)現(xiàn),從考古資料上證明了馬可·波羅記述的準確性。
在呼和浩特白塔第四層,考古工作者還發(fā)現(xiàn)一張“中統(tǒng)元寶交鈔”紙幣,發(fā)行于忽必烈中統(tǒng)元年(1260年)。這是世界上現(xiàn)存的最古老的紙幣實物。它證實了馬可·波羅對元代紙幣發(fā)行情況記載的真實性。
浩浩豐州城,巍巍古白塔,以其豐富的文物珍寶,為馬可·波羅作證。盡管《馬可·波羅游記》中存在著一些紕漏和錯誤,但它的真實性卻是不可動搖的。隨著考古新發(fā)現(xiàn)和歷史資料的不斷出現(xiàn),以及人們對馬可·波羅行程路線的深入研究,它的光芒將會更加燦爛。
(作者單位:內蒙古文化廳文物處)
據(jù)考古調查,天德軍城(豐州城)東西寬1100米,南北長1200米,建于遼代(公元10世紀)。城中有十字大街將全城劃分為4個坊區(qū)。分別名為東北坊、東南坊、西南坊和西北坊。聞名于世的萬部華嚴經塔(俗稱白塔,現(xiàn)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高約50米,為八角七層樓閣式磚塔),即建于城內西北坊的宣教寺。從現(xiàn)存于白塔第一層的金代碑銘(現(xiàn)存6塊,原為9塊)得知,豐州城內的街道縱橫,民戶眾多,帶有行業(yè)名稱的有牛市巷、麻市巷、染巷、酪巷;用居民姓氏取名的有斐化裕巷、康家巷、張德安、劉大卿、張居柔巷等。這些街巷名稱,反映了豐州已是相當繁榮的中等邊城。元初,豐州不僅是一處繁榮的城市,而且成為東西交通的樞紐。早在成吉思汗時期,長春真人邱處機到中亞大雪山謁見成吉思汗后東返,即經過豐州小住,然后返回內地。元初名臣劉秉忠《過豐州》詩云: “晴空高顯寺中塔,曉日半明城上樓。車馬喧闐塵不到,吟鞭斜裊過豐州?!痹娋涿枥L了豐州古城的繁盛。天德軍所產的琉璃及瓷器,近20多年間也有許多發(fā)現(xiàn)。在天德軍所轄的豐州城、云內州城(今托克托縣西白塔古城)、東勝州城(今托克托縣大皇城),考古工作者多次發(fā)掘出較大型的琉璃建筑構件。1970年,在豐州古城出土的元代窖藏中,發(fā)現(xiàn)6件較大的瓷器,其中的鈞窯大香爐為稀世珍品。香爐通體施天青釉,光亮晶瑩,氣勢雄渾,反映了元代制瓷技術的最高水平。
關于馬可·波羅在豐州城活動的具體時間和內容,在其《游記》中未作記述。但是,豐州白塔最高層(第七層)內壁上的兩條題記,為人們提供了珍貴的間接證據(jù)。經綜合考證:白塔第七層共保存有準確元代紀年的題記有20余條,其中馬可·波羅1275年農歷五月,在豐州考察逗留有關的題記只有一條,年款為“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全文30字。在其旁邊,還發(fā)現(xiàn)一條用古波斯文寫的題記。漢文題記的內容為:“豐州□□住人□字亨見于本州做小令吏勾當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計耳?!边@條題記是暫時居住停留在豐州的旅客,在拜見豐州低級官吏之后,登塔游覽時所題。豐州白塔為天德名勝,過往人士只要時間和體力允許,大都登塔觀覽或題名留念。因此,塔內現(xiàn)存遼、金、元、明游人題記近200條,除160余條漢文題記外,還有古波斯、古敘利亞、八思巴、回鶻、蒙古文等題記數(shù)十條。公元1275年,馬可·波羅年方21歲,很可能在向導陪伴下,登豐州白塔而題名留念。因此,現(xiàn)存于呼和浩特白塔最高層的漢文“至元十二年五月初十”旅客題名,以及待考的古波斯文題記,可能就是證實馬可·波羅確實來過中國的直接而可靠的證據(jù)。因為,從時間和地點看,白塔漢文題記與馬可·波羅的行程吻合無誤。關于古波斯文,這在當時歐亞大陸上是最為流行的文字,馬可·波羅精通古波斯語言和文字之事,早已被學術界考證清楚并且普遍承認。而且,只有用人們通用的文字題名,才會為后來者所知曉。關于豐州城低級官員接見之事,當時正值初夏,蒙古貴族特別是統(tǒng)治豐州的汪古部上層,已盡隨忽必烈皇帝赴上都(故址在今錫盟正藍旗)度夏,城中只留少數(shù)官吏看守,故未能與上層貴族相見。根據(jù)《游記》考證,馬可·波羅一行離開豐州城,又經過13天騎行,終于抵達元上都,其時間約在公元1275年農歷五月下旬。
在《馬可·波羅游記》中,還記述了天德軍當時為蒙古大汗的世代姻親汪古部貴族所統(tǒng)轄的情況。當時汪古部的首領為駙馬闊里吉思。他是景教徒(基督教的一支)。但也保護其他宗教。馬可·波羅寫道:“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然亦有不少偶像教徒及回教徒?!痹谪S州白塔第四層及其他部位,發(fā)現(xiàn)用古敘利亞文書寫的榜題10多條,用的是景教的正規(guī)文字。在陰山以北汪古部首府敖倫蘇木古城中,發(fā)現(xiàn)一批景教徒的墓頂石,上面刻寫的禱告文,與白塔題記中的古敘利亞文相同,這些發(fā)現(xiàn),從考古資料上證明了馬可·波羅記述的準確性。
在呼和浩特白塔第四層,考古工作者還發(fā)現(xiàn)一張“中統(tǒng)元寶交鈔”紙幣,發(fā)行于忽必烈中統(tǒng)元年(1260年)。這是世界上現(xiàn)存的最古老的紙幣實物。它證實了馬可·波羅對元代紙幣發(fā)行情況記載的真實性。
浩浩豐州城,巍巍古白塔,以其豐富的文物珍寶,為馬可·波羅作證。盡管《馬可·波羅游記》中存在著一些紕漏和錯誤,但它的真實性卻是不可動搖的。隨著考古新發(fā)現(xiàn)和歷史資料的不斷出現(xiàn),以及人們對馬可·波羅行程路線的深入研究,它的光芒將會更加燦爛。
(作者單位:內蒙古文化廳文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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