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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強

提要：明代修志者認為，編纂志書是地方官員一項重要的工作，一些地方官員也已經(jīng)自覺地把修志視為自己的職責，如認為編纂志書為“邑之大典也，官茲土者之責也”，“固王政之首務”“系邑政先務”，修志為“官職”“官責”的觀念基本形成。方志功用問題是明代修志者比較關(guān)注的一個重要問題。筆者梳理了明代修志者關(guān)于方志功用的不同觀點，側(cè)重分析了資治、教化、存史三項基本功用的有關(guān)歷史內(nèi)涵，希望對考察明代方志編纂在中國方志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響有所裨益。

關(guān)鍵詞：明代  方志功用  資治  教化  存史

隨著修志實踐的發(fā)展，明代志書的體例和內(nèi)容較宋元時期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在不斷摸索過程中，明代修志者對一些修志基本理論問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探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觀點和看法，方志功用問題就是其中較受關(guān)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明代修志者普遍認為，編纂志書“關(guān)系大矣”“關(guān)系實大”。如成化十八年（1482），周瑛在《重修石阡府志序》中提出：“郡之有志，系一郡之體統(tǒng)?？ぶ静恍蓿我允咎煜?、傳后世？”所謂“體統(tǒng)”，據(jù)《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7版），是指體制、格局、規(guī)矩等，此處喻指事關(guān)地方治理的非常重要的事務。志書何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弘治六年（1493），邵寶在《許州志序》中對此有所解釋，他在談論《許州志》定名問題時說：“凡州之事，循名考實，原始要終，遠以鑒古，近以驗今，無不備焉，是故謂之志?！薄皞洹闭?，即備載，此句指志書的價值在于對一州古往今來之事無不備載。由此而言，編纂志書對于地方官員來說是一項重要的事務，如弘治十五年（1502），劉瑞在《易州新志序》中說：“志之系郡邑者，其重可知也。而士大夫尤視以為重，豈不以因革者政之宜，趨舍者學之辨，固不能無取于志也?！敝緯鴮τ诘胤降闹匾允遣谎远鞯模看蠓?qū)χ緯鴥r值已有充分的認識，他們無論為官施政，還是彰善向?qū)W，都格外重視從志書中汲取養(yǎng)分。

明代地方官員不僅僅認識到了修志的重要性，他們已經(jīng)自覺地把修志視為自己的職責。早在宋代，雖多有私人撰述的方志，但也有人提出了修志為地方官員職責的主張。如南宋時鄭興裔在《廣陵志序》中說：“數(shù)百里封域中之事，群匯而筆之于書，則身雖不下堂階，而廣陵錯壤恍然在目，斯無負守土牧民之責乎！”也就是說，修志屬于地方官員“守土牧民”職責的范圍。但大體上說，修志系“官職”“官責”的觀念是在明代基本形成的。如正德十年（1515），黃金在《光化縣志后序》中說：“余嘗聞作邑之政有三，曰：愛百姓，興學校，表賢哲。省刑罰、薄稅斂，于愛為宜；勵廉恥、明向往，于學校則急；探古今、著懿行，則賢者為不泯矣。此志之所以作也?！钡胤饺椫饕隆皭郯傩铡薄芭d學校”“表賢哲”皆與方志有關(guān)，則修志與地方官職責之間的關(guān)系不言自明。如河南內(nèi)黃縣舊未有志，林文俊在嘉靖六年（1527）所作《內(nèi)黃縣志序》中稱“是邑之志，顧未有任之者，則為政于是者，不得辭其責也”。另如萬歷四年（1576），昆山儒學教諭王體升在《昆山縣志后序》中也說：“夫志，邑之大典也，官茲土者之責也?！泵鞔_闡明了修志是地方官員“官責”的主張。在這一思想認識基礎上，明代學者進而提出了修志為地方官施政首要任務的觀點。弘治八年（1495），王守仁在《高平縣志序》中說：“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今天下一統(tǒng)，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敝者，必于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典籍圖志之所關(guān)其不大哉”！嘉靖二十三年（1544），江西永豐縣在頒發(fā)《修志事由》中也明確提出了“纂修志書系邑政先務”，更可見明代地方政府所持的態(tài)度。

志書何以如此重要，重要性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因此，明代修志者關(guān)于方志功用問題的認識，就成為一個需要認真探究的問題。吳奈夫、饒展雄、程慧、張英聘等學者對此均有所探討^[1]，筆者試圖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明代修志者關(guān)于方志功用認識問題的基本面貌。

一  明代修志者對方志功用的主張

對方志的功用，明代修志提出了多種主張。筆者爬梳史料，試摘錄如下幾種：

經(jīng)世說，即方志有關(guān)世運，寓有“經(jīng)邦之道”。如嘉靖十五年（1536），田秋在《思南府志序》中說：“天下平則文物盛，統(tǒng)勢一則圖志明。斯典也，世運關(guān)焉者也，且有經(jīng)邦之道焉?！睙o論“世運”，還是“經(jīng)邦之道”，都是指志書蘊含治理國家的歷史智慧，能夠發(fā)揮如史書般的鑒戒功能。嘉靖二十七年（1548），唐順之在《江陰縣新志序》中說：“國邑之有志，本以經(jīng)世而非以博物”，即方志記述內(nèi)容雖龐雜，但非博物之書，不能僅屑屑乎地理、名物之細，徒為虛文，它真正的作用在于幫助治理國家，確保封建統(tǒng)治長治久安。不僅如此，志書內(nèi)容設置還內(nèi)蘊“行王道”之意，正如嘉靖十九年（1540），張璧在《河間府志序》中所說，志書之作“將以經(jīng)世務而行王道”，“是故物土者知其利害，詔其辟（避）忌，誦其傳道，于是乎正歲布之四方，而觀新物以為未足也。表次舍，軌躔運，而察妖祥焉。登之方冊，上之人握其手實而屢省之，乃有所裁，成輔相矣……則夫仰觀俯察，鑒古昭今，易俗更化，孜孜以求民瘼者有足征矣”。因此，編修志書是幫助建立良法善治的重要途徑。

二有說，即有關(guān)治體、有補風化雙重功用說。如弘治九年（1496），曾昇在《句容縣志后序》中說：“志之為書，有關(guān)治體，有補風化，其為益也大矣。此天下郡邑皆不能無志也。”“治體”指為官施政，“風化”指風俗教化，是地方官員最重要的兩項職責，而志書對地方官員有效履行這兩項職責均有重要的佐助之功。又如正德九年（1514），頓銳在《高淳縣志序》中說：“況仕于是者非志則無以考俗而求治，生于是者非志則無以仰止而進修……?！薄翱妓锥笾巍币彩侵笧楣偈┱?，“仰止而進修”雖是指激勸地方士人向慕善行并提高自身素養(yǎng)，但同樣喻有教誘百姓化風成俗之意。

三觀說，即觀學、觀政、觀世三重功用說。如正德十二年（1517），李夢陽在《德安府志序》中說：“夫志，觀者三焉，而徹于道。夫志必綜古今、該名實、訂核驗，識發(fā)之必才，此可以觀學。學以昭事，事以布文，褒貶必真，臧否以之，義例燦焉，此可以觀政。韙邇信遠，繼懲繩勸，有類乎史，此可以觀世?！币砸庋灾?，觀學即觀察一地的學風演變情況，觀政即觀察一地的行政治理情況，觀世即觀察一地的世道人心變化情況，并且三者“徹于道”，均是經(jīng)世行道的表現(xiàn)形式。嘉靖二十六年（1547），林庭壆在《重刊潮州府志序》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夫志者，志也，持例發(fā)凡，有類乎史，可以觀世。屬類比詞，闡而為文，可以觀學。綜古今，該名實，核臧否，昭勸懲，可以觀政。政以紀之，學以緝之，世以聯(lián)之，三者徹夫，是之謂志”。林庭壆明顯受到了李夢陽的影響，雖然“觀世”“觀學”“觀政”的順序與李夢陽所述有所不同，但持論的邏輯大體是一致的，都認為三者是經(jīng)世行道這一共同事物的不同方面，是相輔相成、緊密聯(lián)系的關(guān)系。

三義說，即備三才、陳故實、定予奪三重功用說。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崔桐在嘉靖《惟揚志敘》中提出，志之義有三，即“窮俯仰以備三才，綜古今以陳故實，公是非以定予奪”?！案F俯仰以備三才”意為天、地、人“三才”之事無所不記，以為施政依據(jù)；“綜古今以陳故實”意為將一地往跡分類記載，以圖保存文獻；“公是非以定予奪”意在昭明勸懲所在，引導風俗所向。

三要說，即紀政、觀風、考藝三重功用說。如萬歷二十一年（1593），李登在闡述編纂《上元縣志》旨趣時說：“志有三要焉：一曰紀政，二曰觀風，三曰考藝?！贝恕叭敝械摹凹o政”“觀風”大體同于三觀說中的“觀政”“觀風”，“考藝”蓋指征文考獻，多喻保存文獻之意。

四要說，即正經(jīng)界、征文獻、稽吏治、觀民風四重功用說。如萬歷三十年（1602），李維楨在《承天府志序》中說：“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志，其要在正經(jīng)界、征文獻、稽吏治、觀民風，而以時損益之。蓋諸侯三寶具矣，可不謂重務乎？”孟子有言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span>（《孟子·盡心下》）李維楨所論，“正經(jīng)界”意指確定人民占有土地的分界，孟子曾提出“仁政必自經(jīng)界始”（《孟子·滕文公上》）的思想，此處借指土地；“征文獻”“觀民風”分別指保存文獻、采風問俗，均有教養(yǎng)百姓、化風成俗之意，此處借指人民；“稽吏治”指考核整頓吏治，此處借指政事，而志書有助于澄清吏治，為較新穎的論點。

四益說，即有益于作史、觀風、為政、考古四重功能說。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鄭禮等在纂修《永城縣志》時說：“志有四益：作史者采其文，觀風者覘其□（俗），□（為）政者知其務，考古者證其實。”除“觀風”“為政”外，此處還將“作史”“考古”區(qū)分開來，志書為作史者提供基礎素材本就是應有之義，而為好古研究歷史者提供確鑿證明資料，卻強調(diào)了志書資料的權(quán)威性、可靠性。

五善說，即為政知務、觀風采俗、作史核實、立言掇文、尚友論世五重功用說。如萬歷十二年（1584），李懋檜在《重修六安州志序》中說：“吾以為志有五善焉：為政者知其務，觀風者采其俗，作史者核其實，立言者掇其文，尚友者論其世?！薄拔迳啤敝?，前三善已論述較多，后二善則涉及士大夫文學創(chuàng)作、交游問學，說明明代修志者對志書功用的認識是在不斷深化、不斷拓展的?！吧杏颜哒撈涫馈保∶献印绊炂湓?，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萬章下》）一句之意，此處指交游賢者相與議論時世，反映了李懋檜在政治上尋找同道、追求清明的訴求。

此外，明代修志者關(guān)于方志功用還有多種主張。各種主張雖然所倡各異，側(cè)重不同，但不外乎資治、教化、存史三項基本功用，而尤以資治、教化為重，從中不難看出明代修志者的共同關(guān)注所在。概括來說，“經(jīng)世說”，所倡實則為“資治”；“二有說”，意指有關(guān)治體、有補風化兩方面，所倡實則為“資治”“教化”；“三觀說”，“觀學”“觀世”均屬于“教化”范疇，“觀政”屬于“資治”范疇；“三義說”，“備三才”即提供施政依據(jù)，屬于“資治”范疇，“陳故實”指保存文獻，屬于“存史”范疇，“定予奪”即屬于“教化”范疇；“三要說”，“紀政”即為“資治”，“觀風”寓指“教化”，“考藝”即屬于“存史”；“四要說”，“正經(jīng)界”屬于“資治”的一種具體內(nèi)容，“征文獻”屬于“存史”范疇，“稽吏治”寓指“資治”，“觀民風”即指“教化”；“四益說”，“作史”“考古”均可視為“存史”范疇，“觀風”寓指“教化”，“為政”寓指“資治”；“五善說”，“為政”指“資治”，“觀風”指“教化”，“作史”指“存史”，而立言掇文指參稽文獻著書立說，兼涉“存史”“教化”兩方面，尚友論世又兼涉“教化”“資治”兩方面。概括來說，明代修志者不僅認識到了地方志的三項基本功用，而且大體形成了先“資治”、次“教化”、再“存史”的認識邏輯。

下面，就以上述論斷為基礎，更深入地探究明代修志者對方志功用問題的討論，以了解明代修志者賦予“資治”“教化”“存史”的深刻內(nèi)涵。

二  資治功用

編纂志書與為官治理一方密不可分。南宋淳熙五年（1178），朱熹知南康軍，“及蒙圣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南康軍）圖經(jīng)，詢究境內(nèi)民間利病”，將查詢圖經(jīng)（志書）作為了解地方民間疾苦的重要手段。其后，因為朱熹的巨大影響，他到任之初先查詢志書的事跡得到后世的稱頌。如明正統(tǒng)十二年（1447），朱晅說道“昔子朱子守南康，始至，問及志書，識者謂其知所當務”，所謂“知所當務”，即為明曉地方實際事務。志書所載山川、土田、人物、貨產(chǎn)等情況都是地方官員必須了解的基本地情知識，“志得其實可以考見得失”，“公能佐天予以宣德化，且為之志，使有考焉，其有補于治道不小矣”。因此，明代州縣官員重視修志，首先就是因為志書可以提供豐富的地情信息，一冊在手，足不出戶即能周悉全局，“一展卷間而政教之施孰可以緩、孰可以急，人物之行孰可以懲、孰可以勸，莫不備悉”。弘治七年（1494），傅珪在《保定志后序》中也說：“郡必有志，古也，非但欲紀錄所有，亦將為治道計也?！敝蔚兰礊榈胤叫姓卫恚胤焦賳T施政“莫大于經(jīng)時教，莫重于宏化誼，莫嚴于稽古事，莫要于宜民”，四者皆賴志而行，志書之不可或缺不言自明。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明代修志名家黃佐提出了“志曷志，志王政也”的觀點。萬歷四十六年（1618），董綾在《儋州志序》中則進一步地提出：“夫政政也，志亦政也。行政者行此志，志志者志此政，一方之政自我而行，亦自我而志，以我志我，自有一段神思奇氣吐露筆芒，為有用之文章。”其意即指志書具有垂鑒戒、昭利害的作用，于資治大有裨益，所以修志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政事。

了解地情是官員布政的基礎，同時為治理一方提供了施政依據(jù)。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何愈在《重修訂?？h志后序》中說：“海圖有說而防御之策備，河渠有論而泄蓄之術(shù)宜，風俗有論而禮儉之教明，沿革有表而知翁山之先縣，秩官有表而知昌國之司存，經(jīng)制有志而可審圖其奠麗，物土有志而可則敘其役斂，雜志必詳而知事變、物理之不可勝紀。其于人物、名宦，則又去訛補遺，彰顯幽隱，暴揚休淑，以示近垂遠，勸懲之典實寓焉。”志書對地方各方面政事的全面記載，包含著對事物發(fā)展演變的規(guī)律性認識和施政應對之道，地方官員自然可從中有所參考借鑒。

為政者披覽志書，以為憑據(jù)，不僅僅是為了取法舊事，其根本目的在于根據(jù)志書提供的豐富信息，了解民間疾苦、政事利弊，尋找救治良方，以興利除弊。如萬歷三年（1575），商廷試在《會稽縣志敘》中說：“是故觀于戶口之登耗，而勞來休息之惠不可不務也；觀于賦役之煩簡，而劑量均一之規(guī)不可不守也；觀于土田之腴瘠，而改攛冒隱之禁不可不嚴也；觀于風俗之美惡，而化導轉(zhuǎn)移之幾不可不審也；觀于人才之盛衰，而條教課試之法不可不慎也。其他稽星土以察災祥，審形勢以示守御，修陂塘以時蓄泄，秩祀典以昭崇報，明職守以敘勛跡，皆志之所以為訓也。稽于古而有獲，通其變而使不倦，此在司民牧者加之意而已。則斯志也，固經(jīng)世之典也。”只有發(fā)現(xiàn)社會弊病，充分吸取歷史上的經(jīng)驗教訓，才能加強施政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實現(xiàn)政通人和。如萬歷三年（1575），楊節(jié)在《會稽縣志敘》中也說：“邑之貴志，非特為令者取舊政之可師與才賢之可表，于以佐化理于一二而遂已也。蓋將察風俗之美惡，稽物產(chǎn)之沃瘠，驗戶口、稼穡之登耗，約徭賦之重輕，與山川、水旱之所由，以出利而入弊，時調(diào)劑而張弛之。殆舉百里之大聚方冊中，目注心營，而坐致其理，不煩下堂而得之。此邑之所以貴志者，貴綱舉而目不能逃也?！敝挥袑Φ胤礁鞣矫媲闆r了如指掌，特別是對關(guān)系民生休戚的事務真正用心，大舉興利除弊之政，才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志書正是因此而變得必不可少。

方志不但是地方官員必不可少的參考，更有益于人，有益于世。正如弘治十二年（1499），張佶在《宿州志序》中所說，志書乃“一郡之典”，“欲知形勝必考山川，欲知習尚必考風俗，欲知阨塞必考城池，欲知治民事神必考戶口、差賦、壇、祠宇，欲知風教必考忠臣、孝子、義夫、節(jié)婦，欲知人文必考學校、詞章，欲知景仰必考名宦、名賢，欲知古跡必考池臺、亭館”，取志書而讀之，則“生于宿者有所感慕而勵其行，仕于宿者有所興起而善其政，觀風于宿者有所采擇而獻于天子，天子必有以興水木本源之念于斯，而又有以命詞臣修于史以資治焉。志有益于人也大，而關(guān)于世也豈輕矣哉？”又如嘉靖二十年（1541），河間知府郜相在《河間府志序》中也說，必有賴方志成書，“然后往事予可得而知也，時事予可得而傳也，善者予可得而法也，賢者予可得而禮也，財物予可得而通融也，風俗予可得而損益也。其于愿治之心，不有助耶？后凡蒞民者，酌古準今，將有所據(jù)，則是書不但有益于己也”。志書不僅對在任官員有益，對后任官員為官施政也同樣有益。

正因方志具有很強的鏡鑒作用，修志名家黃仲昭即稱志書為郡縣“資治之鑒”。他說：“昔司馬文正公集古今治亂成敗之跡，名曰《資治通鑒》，然則斯志也，其亦郡邑資治之鑒。與賢守令一開卷之頃，見夫戶口之增損，土田之萊辟，賦稅之登耗，水利之通塞，寧不思所以為民興利除害者乎？見夫庠序之廢舉，學術(shù)之邪正，風俗之媺惡，人物之臧否，寧不思所以為民移風易俗者乎？倘因前人治忽之跡而為今日是非之鑒，益之損之，與民宜之，則所以資于治者不既深歟？”嘉靖四十三年（1564），山西巡撫楊宗氣在《山西通志序》也說“治天下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成為傳世名言。

三  教化功用

教化，是政教風化、教育感化之意。這個概念產(chǎn)生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荀子·王制篇》中就出現(xiàn)了“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的說法，《荀子·堯問篇》還有“禮義不行，教化不成”的論斷。后來經(jīng)過漢代大儒陸賈、董仲舒等人的推衍闡釋，“教化”一詞逐漸具有了政治意蘊，能夠起到穩(wěn)定社會的作用，所以化民成俗成為后世地方官員一項不可推卸的職責。

及至明代，朝廷上下大興編纂史鑒類書籍之風，就是要利用史書為明王朝封建統(tǒng)治服務，史學的教化、鑒誡功能發(fā)揮備至。[2]這種風氣影響到了地方志編纂方面，地方官員認識到，編纂志書可以幫助自己很好地實現(xiàn)這一目的。如弘治《永平府志·新修志書凡例》記載：“郡志之作，以端教化、勵風俗為本?！比f歷三十三年（1605），時偕行在《重修嘉定縣志序》中說，地方官員修志本意就在于端正風俗，在關(guān)乎風教的問題上，其他政績都很難與志書所起的作用相提并論。他說：“宦斯土、生斯鄉(xiāng)者，欲樹之表儀，納之軌物，去刁爭欺謾之習，而還禮讓淳龐之風，非賢哲孰能當此者乎？此韓侯修志之本意，而吾黨所當共勖者也……而今又修舉數(shù)十年廢墜之邑志，是大有關(guān)于風教，非若它政績之僅以庇民者，宜士民之交欣并頌于不忘也?！敝菘h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空間之內(nèi)，有其獨特的自然人文景觀、歷史發(fā)展脈絡和風情民俗。讀書人游覽山林尚作題詠以記其游，志書于千百年間山川、人物等方面的變遷情況無所不記，其對于推行政教風化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如永樂十六年（1418），薛瑄在《鄢陵縣志序》中說：“況茲一邑之志有稽于古，有考于今，其可尼而不傳哉！是書也，俾邑之人睹其山川景物，則堅其安土樂業(yè)之心；觀夫忠良孝義，則興其去惡向善之志。是又豈非政教之一助哉！”又如弘治十八年（1505），李敏在《將樂縣志后序》中也說：“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若曠而弗修，不幾于久而湮沒者乎！”“……此志之修，所系者大而且要。雖未足為全書，抑可以觀風俗焉，可以驗土產(chǎn)焉，可以考貢賦焉，可以見人才焉，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焉。先王之良法美意粲然在目，凡有得乎此者，于化民成俗之意、修己治人之方，未必無小補云?！?/span>

教化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是要求統(tǒng)治者起到道德楷模作用，早在漢代桓寬《鹽鐵論》卷10就有“治亂不在于民”的說法，即統(tǒng)治者要以自己的行為百姓做表率。明代修志者紛紛在志書中表彰鄉(xiāng)賢士紳，其意即在以之為效法的榜樣，激勵、誘導教化的推行。如弘治二年（1489），黃仲昭在《八閩通志序》中就說，編纂志書可“表章先哲之典刑，以風厲后學，庶幾于世道少有所補，而不終為圣朝棄物也”。志書突出對人物的記述，不僅僅是為了褒揚人才，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是要借以諷喻地方官員，激勵他們觀風問俗，有所考而行其政。畢竟地方官員的人品好壞、能力高低直接影響施政的好壞，如不得其人，要實現(xiàn)政成民治是不可能的。弘治七年（1494），張琳在《題保定府志后序》中談到，志書在記述人才善惡方面要特別用心，《重修保定府志》在“人才善惡間尤拳拳焉”，“誠以人才實地方之所系，得其人則政成而民治，不得其人則政乖而民離。是使為仕者興起其善心，懲創(chuàng)其惡志，固宜省刑薄斂，除殘去盜，重本逐末，風俗由是而淳焉，賢才由是而出焉，地方由是而安焉。上有所資，下有所裨，是先君之心雖曰勞，而于圣化之補豈小小哉？地方之宜不其大乎？”

志書應多收載本地人士，不然時舊事湮，查考都會有困難，教化作用會有所削弱。如天啟七年（1627），楊俊卿在《平湖縣志后序》中所說：“原夫志之作也，莫先于表其產(chǎn)之良，以矜式乎后之士。抽裂帛，檢殘竹，并青陽之翠秀，共駿狼之長暉，一代闕一代之跡泯如也，一郡邑闕一郡邑之跡泯如也?！庇秩缭缭诤槲涠拍?/span>（1396），梁潛就在其《東昌志后序》中說：“東昌地橫縱不十里，而有為之志者，雖出一時好事，然而先正之遺跡，如蘇內(nèi)翰、黃大史、周益公、歐陽秘書高風偉節(jié)之不泯者，或因是而著焉，而豈徒然也？過者得而讀之，或想見其人，思慕興起，其于教化補益豈小哉！”主張志書要多載名公偉人游歷該地的遺跡，使后人生感慕之心，知人論世，這對于政教風化也是很重要的。

修志者借志書褒貶是非，懲惡勸善，還能起到推廣禮教、宣揚封建倫理規(guī)范的作用。嘉靖二十一年（1542），崔桐在嘉靖《惟揚志敘》中說：“是志也，大而太史得之，可以備懿典；小而學士得之，可以資博考；明有司得之，可以興感慨、修職守；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婦者得之，可以思盡忠、思盡孝、思盡節(jié)。懦者可立，頑者可廉，今乃知斯舉之大有裨于政教也?！逼渥罱K目的維護社會統(tǒng)治秩序。

四  存史功用

方志記述范圍廣泛，具有豐富而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這也是方志具有存史功用的意義所在。正統(tǒng)十年（1445），鄭憲在正統(tǒng)《福寧縣志序》中說：“邑志者，志邑之建置、沿革也，志邑之星野、疆域也，與夫山川、里至、人物、城池、宦跡、人才、風俗、賦稅，以及所產(chǎn)之物，無一而不志焉。蓋以備觀覽而紀一邑之事實也?！狈街舅d資料在真實性和準確性上有其獨到之處，從中雖不能找到修身要義、濟世良方，但它可為觀覽者提供比較可靠的佐證，這是與其他文獻記載有所區(qū)別的，所以“稽疆理之分合，考政治之因革，鑒人才之得失，與夫民情、風土、往跡、舊聞，皆于是乎征”。

方志內(nèi)容廣博，在保存地方文獻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謂文獻，“凡生乎吾土與吏焉者，其言論足以勵世、詞章足以闡道”者謂之“文”，“德足以潤身，行足以范俗，功業(yè)足以利民生”者謂之“獻”。修志者博綜去取，以志存史，以志保存文獻，因而也就有了“無志以昭文獻，則凡可以彰往而察來、信今而傳后者掃地盡矣”的感嘆之詞。弘治八年（1495），王守仁考論戰(zhàn)國時期歷史的興衰得失，提出：“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币蛭墨I之不足證，古圣先王制定的規(guī)畫經(jīng)制得不到很好的遵守，以至蕩然無存，所以兼并僭竊之風滋生大行，政教廢墜，風俗敗壞。而方志卻能起到保存先王法制，并約束后人加以遵守的作用，“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guī)畫經(jīng)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chǎn)，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后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

文獻存，則政成民治，也就是說，存史是為了經(jīng)世，在承襲傳統(tǒng)的基礎上，以褒貶、垂訓來達到經(jīng)世的目的。明代修志者重視保存文獻，對此多有倡論。如成化十二年（1476），鄭瑛在《六合縣志后序》中說：“使四方之士有志于遠覽者取而觀之，則予一邑之山川、疆域、物產(chǎn)、宮室皆宛然在目，庶少寄臥游之意。而凡風俗之媺，治化之隆，典章文物之盛，人物宦跡之實，后之人或有考焉，亦可無文獻不足征之嘆。”正德元年（1506），王鏊在《姑蘇志序》中也說：“夫志何為者也？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chǎn)、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第宅、前賢遺跡，下至佛老之廬，皆類次族分，使四境之內(nèi)可按籍而知，而一代之文獻不至無征焉。”

郡縣猶如古列國，不同者在于古列國皆有史官，為郡縣所無?？たh志也如古列國史，承擔了記載一方之史的作用。如嘉靖二十一年，胡植在嘉靖《惟揚志敘》中說：“郡縣視古侯國而無史官，是故經(jīng)世之士當其任者，以時考事而次闕失，以備一方之史，政之善則也?！鄙献猿?，下至州縣，借志存史蔚然成風，地方官員不得不有所持重，即所謂“今自皇朝以達郡，莫不假志以寓史，志存而史之末緒猶有稽焉”

假志寓史，可以昭勸戒、示范則，還可以備修史者采擇。如劉楚先在《潛江志序》中所說：“今天下郡國州邑率有志，義不過隨其疆土、風氣、民物、謠俗之常，而布諸方冊，以為觀省者據(jù)跡爾，非屑屑焉績綴為耳目張也?！眹?、州縣志記述范圍不同，修國史必取材于郡志，修郡志必取材于州縣志，則州縣志能否修好影響深遠。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張寅在《太倉州志后序》中說：“郡之所志，國史不得而什一焉。州縣所志，郡志不得而什一焉。國史舉其要，郡次之，州縣該其博，不然則脫漏淪沒以胥于澌滅也，可勝嘆哉！”志書備史書采擇，而史書具有公是非、示勸懲、昭治忽的作用，“紀往詔來，垂當年得失之鏡，風勵人心之大機也”，“天下之史必合郡邑之志而通采以成之”，又為史志關(guān)系之一說。

結(jié)語

如前所述，明代修志者充分認識到了修志的重要性，一些地方官員更是自覺地將修志視為自己的職責，修志屬于“官職”“官責”的意識已經(jīng)基本確立。就此，明代修志者圍繞方志功用問題提出了很多不同的主張，主要集中在經(jīng)世（或經(jīng)政）、觀風（或補風化）、征文考獻等方面，與后世提煉形成的“資治、教化、存史”三大基本功用說是比較一致的，其他關(guān)于方志功用的一些提法，也多屬于三大基本功用在不同側(cè)面的延伸。三大基本功用中，每項功用都有較為豐富的歷史內(nèi)涵，明代修志者都作出了比較深入的探索，值得后人參考借鑒。如“資治”功用，不僅強調(diào)志書可以提供豐富的地情信息，幫助為官者了解地情，提供施政依據(jù)，而且提出修志有助于強化“愿治之心”，提高施政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探尋興利除弊之方，發(fā)揮“資治之鑒”的作用。“教化”功用，不僅強調(diào)“端教化、勵風俗”，強調(diào)志書在推行地方政教風化方面的作用，還通過志書褒貶是非、懲惡勸善的方式，要求各級官員以至朝廷統(tǒng)治者發(fā)揮道德楷模作用，這雖出于宣揚封建倫理規(guī)范的目的，但對各級官員以至朝廷統(tǒng)治者來說不失為一種道德約束，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按媸贰惫τ?，不僅強調(diào)志書在記錄地方歷史、保存地方文獻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而且“假志以寓史”，更注重在保存文獻基礎上的經(jīng)世作用。另外，在三大基本功用的先后次序上，明代修志者對“資治”“教化”兩項功用要更加關(guān)注，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明代修志者的編纂旨趣、選材所向，這與當前學界更多強調(diào)志書的“存史”功用是不同的，需要引起注意。

綜上所述，明代修志者關(guān)于方志功用的認識，是明代方志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內(nèi)容，對這一問題的全面探究，對于我們從一個側(cè)面深入考察明代方志編纂情況，進而從歷史角度考察明代方志編纂在中國方志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及影響，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參考文獻：

[1]參見吳奈夫：《明代學者方志理論研究述略》，《江蘇地方志》1987年第1期；饒展雄、程慧：《明代方志與方志學的發(fā)展》，《廣東史志》1996年第1期；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12—219頁。

[2]參見楊艷秋：《明代史學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7頁。

（作者單位：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