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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輪修志以來，學術界對方志學的諸多理論問題結合實踐反復研討，取得了廣泛共識，為完成首輪修志任務、推動續(xù)志工作作出了貢獻。但是直到今天，還有若干重要的問題大家看法仍有分歧。甚或觀點截然相反。這對方志學科的發(fā)展，尤其是當前的續(xù)志工作不無影響。有鑒于此，筆者聯系修志實踐，選取爭議較大、自己接觸較多的熱點問題，參研學界新論，分別加以辨析、提出見解，以期引起專家學者和修志同仁關注，開展討論，共同為促進方志事業(yè)加勁出力。

一、“突出地方特色”提法是否欠妥

地方志要突出地方特色。這在志界有廣泛共識。從實踐看，在首輪修志出版的志書中，普遍受到好評、獲高檔次優(yōu)秀獎的，無不是“地方特色鮮明”之作?？梢哉f，質量是志書的生命，突出地方特色是志書質量的重要保證。因而不少修志領導機構將突出地方特色作為編寫技巧的著力點和重中之重。但是近些年得知，方志學界有人對此持異議，認為“突出地方特色”的提法欠妥。據劉希漢先生分析，“體現和反映地方特色與突出地方特色有本質區(qū)別。體現和反映地方特色是方志的基本屬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篇目升格突出非體現和反映地方特色的良好手段?！薄爸緸樾攀?，不在于硬性拔高、出花樣?！雹賱⑾壬鷮⒈姸鄬W者研究總結出的突出地方特色的經驗（手法、技巧）視為“出花樣”，筆者實在不敢茍同。我之所以將“突出地方特色”提法是否欠妥，列為辨析的首選熱點，還因為此前自己在《河北地方志》發(fā)表過專論，肯定方志要“突出地方特色”，總結提出突出地方特色的一系列方法、技巧，對此尤為敏感。②

首先，我們在這里說的“突出”，是運用編寫技巧編排資料、記述地情，以便更好地反映、體現地方特色。這相當于攝影技巧中的選景、取角度和聚焦。很難想象，排除技巧，見景就拍、不考慮曝光時間就隨便按快門，會弄出好作品。

其次，方志講“反映、體現地方特色”，本身就包含有修志人主觀能動因素。如果不注意充分發(fā)揮修志人的主觀能動性，把收集到的資料隨意碓砌，或者有多少堆砌多少，志書豈不與不加護理、雜草叢生的莊稼地相仿，稻稗難分，怎么反映、體現特色？應該注意的倒是要排除“鏡面式”的反映。

其三，關于篇目升格問題，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用其作為突出地方特色的一種手法，是突破傳統(tǒng)的創(chuàng)新，學界好評頗多。只要“使用適當”③，不應排除。自然“出”這種“花樣”不宜過濫。

基于以上三點，筆者認為“突出地方特色”的提法并無不妥。

二、“生不立傳”禁區(qū)應否突破

兩年前，筆者與同仁合作應邀為廣東南海稅務志（稿）作過濾時，碰到這樣一個難題：根據篇目，人物章有一節(jié)要記述有突出貢獻的在世人士的“人物簡介”，但志稿中這一節(jié)卻無只字文稿，為什么？打聽后才明白，原來這是主編單位經過“頗費思量”之后作出的安排：為了避免引發(fā)爭議，也為了“取穩(wěn)當”，“人物簡介”一節(jié)以空缺為好。據說，這種想法在當地專業(yè)志主編單位中頗有代表性?？梢?，人們對此“簡介”高一檔的“立傳”顧忌就更大了。

在“生不立傳”的傳統(tǒng)志規(guī)未取得突破，尤其是學術界對“突破”未形成廣泛共識、修志高層機構未有明確態(tài)度的現實情況下，基層主編單位存在這樣的顧忌是很自然的。自然中有“不自然”，一批思路活絡的學者，對此進行了積極的探索。1997年一年內出版了兩部方志學著作（專著和論文集各一部）的張松斌，明確提出要“為生人立傳鼓與呼”，他認為“對人物不能以蓋棺定論，而且蓋棺也未必能定論”；主張“有特殊貢獻的生人應予立傳?！雹芡跚嘁跋壬仓鲝垺靶轮緯矣跒樯肆鳌?，認為“生不立傳”給新編志書留下缺憾；“生不立傳”不是不可變通的原則；為生人立傳，“有血有肉地寫人可以深刻反映時代特點，有彰往昭來的作用?！雹莺幽鲜≈巨k的于平天先生也主張“生人入志，收錄在世人物”。筆者傾向于“生不立傳”的禁區(qū)該突破。

為了取得廣泛共識，要從尋覓認識根源入手，打消思想上的顧忌。為什么會顧忌為生人立傳？仔細分析，主要的不外乎兩點：其一，傳主前半生（出志書前）做了大量的好事，為事業(yè)為百姓作出了貢獻；后半生（出志書后）干了壞事，在社會上造成壞影響，給我們帶來麻煩、被動。其二，傳主在做了大量好事的同時，也干了不少壞事。由于好事張揚，壞事隱蔽，若在其高位淫威下群眾忌于揭發(fā)，我們收集到的只是片面的資料，據此立傳。之后由于傳主離開崗位或離開人間，淫威失靈，問題曝光，導致被動。

實事求是地說，這兩種情況都難以完全避免，特別是后一種情況，不但為生人立傳難完全避免，就是為死人立傳也難完全避免。正如張先生所言，“蓋棺也未必定論”。不過，我們對前期收集、甄別資料的工作應有一個基本估計，不論是前一種情況或后一種情況，出現也會是個別的。我們沒必要為避免出個別問題而堵死為生人立傳之路?？偟恼f，我們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待問題。在此，有必要引述一個亞典型：《梧州市郊區(qū)志》第二十四章，“清匪反霸”（節(jié)）記述：1951年4月1日，在旺步鄉(xiāng)召開鎮(zhèn)壓反革命群眾大會，控訴民國時期的鄉(xiāng)長、縣反共游擊隊隊長陸某，殺人放火、組織反革命武裝、主謀匪眾暴亂的滔天罪行。人民法院當場宣判陸某死刑、沒收其全部財產。該志第二十八章《軍事·抗擊日軍》記述民國34年6月24日旺步鄉(xiāng)鄉(xiāng)長陸蘭芬率屬下村主任、鄉(xiāng)民90人出擊由梧州駛向下游的日軍運輸船隊，擊沉擊傷日船各兩艘。7月1日和8日，陸又率隊出擊日軍船隊，擊沉擊傷日船各3艘，斃傷日軍各10多人。這里前后兩處記述的陸某為同一人。人物入志碰到這樣的問題，容易引發(fā)爭議：一個被殺了頭的罪大惡極的匪首，前面記述了他的罪行，后面還值不值得記他的前功？編纂者們經過斟酌，作出功罪并錄的處理，志稿獲得省市兩級評審通過，被贊為“體現唯物史觀、正確處理對人的政策?！雹薮死m非立傳，但其理相通。

為生人立傳，我們肯定的是其（出志書前）前半生，并沒有為其后半生打保票；況且，萬一他在后半生出了問題還可以在下一輪修志中補注。后一種情況則屬本來就不應該立傳入志的失誤。這樣的問題不但修志有可能發(fā)生，就是在干部提拔任用中也難完全避免。官升一級，離原位到高位，座位未坐暖就挨“雙規(guī)”以至“雙開”、判刑的事例不時可見。干部提拔任用，事前有專門的組織機構按程序層層考核，尚且難免出錯，對人物入志立傳豈能以打保票苛求？不過，為生人立傳的確風險較大，宜慎之又慎：一要精選勿濫，傳主應是貢獻特大者；二要對材料進行嚴格篩選、核實，注重聽取群眾意見。

三、可否“敘而有論”

“敘而不論”是方志的傳統(tǒng)，首輪修志已將其視為志規(guī)加以繼承。學術界廣泛認定續(xù)志應予恪守。對此，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不同意見。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饒展雄文集《史志文稿》，有一篇題為《關于方志的述與論》，是這方面的代表作。饒先生提倡，志書應有“畫龍點晴”式的評論乃至簡而精的議論。他認為，所謂“舊方志體裁敘而不論，缺乏根據，章學誠就主張方志可以有論，其所撰志書可以證明?！薄案嫡駛愒赋雠f志有六大缺點，其中之一就是‘泛論之多’”。筆者涉獵不多，翻閱過一些明清志書，確也見有論。如明崇禎四年（1631年）《梧州府志》的人物卷就對人物有所議論。有的人物小傳，編纂者還引用志書的序作者對傳主的評價。這佐證了饒先生所說有據。我基本上贊同他志書可作“畫龍點晴”式評論的主張，但“論”的量要有控制；“點晴”的范圍應有限制。這“兩制”操作的具體要求可分列為三：一是“點晴”的文字要精，力戒泛論，文字篇幅以不超總篇幅1/10為宜；二是所議所論主要用于總述、概述、小序、無題小序，以及突出地方特色的大段落記敘文字之后“點”用；三是記事言物排除夾敘夾議的手法?？傊皵⒍姓摗钡哪康?，是使志書既能更好地體現歷史經驗和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增強其資治、教化功能，又能與史書有別，保持方志的體裁、格局。

四、該如何理解“盛世修志”

“盛世修志”這句話是對歷史的總結。我們有幸適逢改革開放后的盛世，從容地參加志書的編修；我們的省長、市長、縣長，各級各部門的部局長、主任碰上這大好機遇，能夠在任內組織、支持修出一部志書，流芳百世，給當代和后代以資治、教化，實在是生平值得自豪的大事！顯然，正確理解“盛世修志”，對激勵、鼓舞修志隊伍、各級各方面領導者以至干部群眾，努力完成、積極支持修志大業(yè)有重要意義。

云南張建章先生在其論文集《竹樓論鑒》中，首篇對“盛世修志”質疑。他說，從史料分析歷史上“亂世也修志，甚至數量與質量都超過盛世”；“方志不僅用于記載盛世，也用于記衰世與平世?！雹邚埾壬苏f對“盛世”有自己的見解，所論也有其依據，非武斷之言；但似乎經不起推敲。

首先，“盛世修志”歷史和現實均可證。歷史上出現的一大批親歷方志編修和倡導、主持修志事業(yè)，對方志學研究有成就、影響深遠的大家，如李吉甫、劉知幾、方苞、顧炎武、戴震、錢大昕、章學誠等，均出自史家公認的盛產志書的盛唐和康乾盛世。20世紀80年代以來方志事業(yè)在全國蓬勃發(fā)展，志書出版數量與質量空前不絕后；方志學理論研究碩果累累，理論著述196部、文字逾半億（僅為2003年之前統(tǒng)計）。這些歷史和今時我輩親歷的現實，足可作“盛世修志”的闡釋、注腳。

其次，人們的直覺可鑒。“盛世”是相對于“亂世”來說的。修志隊伍內外人士都不難想象，戰(zhàn)爭時期兵荒馬亂、民不卿生，哪有條件修志？即便是擺脫了亂世的解放初期，以及經濟困難時期，也難得有人力物力支撐修志；“文化大革命”時期哪能修志？話論至此，可能有人能舉例說某亂世時期某人修出了多少志稿。那只是個別人、極少數人的行為，成不了氣候，與從黨中央到地方層層動員、建立機構，組織人力物力進行的“盛世修志”不可比擬，說明不了問題。

其三，應該把“亂世修志”與“修亂世志”區(qū)別開來。兩者概念、內涵有別。前者是說在亂世中修志（如前所議難以想象）；后者說的是修亂世之志。盛世修志自然既記述盛世的歷史，也記述亂世的歷史了。修亂世之志，其數量與質量與亂世本身無關。

“盛世修志”的積極意義實在不宜貶損。

注釋：

①④⑤⑦《新方志理論著述提要》（方志出版社）第205頁；第221、99頁；第225頁；第258頁。

②《河北地方志》2005年1期。

③《地方志質量規(guī)定》第十二條。

⑥《廣西地方志》2006年四期。

（轉自《廣東史志視窗》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