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
大盛魁是清代在歸化城設立總號的、走“大外路”(指旅蒙商人)的“通事行”,也稱“通事司”?!巴ㄊ滦小被颉巴ㄊ滤尽敝巴ㄊ隆保F(xiàn)代人不解其意,按有關詞(辭)典解釋說,“舊時指譯員”;“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而稱大盛魁等商號為“通事行(司)”,是指主要用蒙古語作生意的商號。但是,這類旅蒙商號不僅僅限制在用蒙古語言作生意,還用俄語或維吾爾語作生意。也就是說,凡是和不會說漢語的民族或國家做買賣的,都可以稱其為 “通事行(司)”。而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這“三大號”,主要還是以蒙古地方為市場,用蒙古語言做買賣的字號。這種商貿字號的店員、學徒,從幼年初入商號就必須學習一種發(fā)音不準確的蒙古語,這種語言雖然不標準、不規(guī)范,但凡懂蒙古語言的人都能聽懂,可以通行內外蒙的各個地方,人們稱其為“買賣語”。然而這種行業(yè)的老手,不僅能說準確的蒙古語,而且有的甚至能熟練地書寫很漂亮的蒙古文字。像大盛魁的總號及其在內外蒙古所設的分莊掌柜、記賬先生等,都是經(jīng)過嚴格訓練和有多年實踐經(jīng)驗的“蒙古通”,這是旅蒙商必須具備的條件,否則你就沒有同內外蒙古地方做買賣的起碼資格。
據(jù)歸化城的耆老們說,清代歸化城的“三大號”有新老之說。新老“三大號”都屬“通事行(司)”。老“三大號”,是指“天元號”、“宏圖號”、“范家號”。在這“三大號”之后,歸化城又出現(xiàn)了“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新的“三大號”,而新“三大號”的買賣比老“三大號”的買賣做得大。為了區(qū)別新老“三大號”,故人們把早期的“三大號”稱其為“老三大號”,而后來的新“三大號”則被稱之為“三大號”。
“三大號”之首號大盛魁,依史事和史料的軌跡推測,應創(chuàng)始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至雍正二年(1724年)之間。如果是王相卿、張杰、史大學三位創(chuàng)始人隨費揚古軍隊到內外蒙古地方作“通事行(司)”,那應是在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693~1697年)之間的事。因為費揚古是在康熙二十九年秋(1690年)與撫遠大將軍福全“擊敗噶爾丹于烏蘭布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歸化城增戍兵,以費揚古為安北將軍駐焉。”(見《清史稿·費揚古等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尋授(費揚古為)右衛(wèi)將軍,仍兼攝歸化城將軍事”??滴跞哪?/SPAN>(1695年),“命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大敗噶爾丹于昭莫多”(以上均見《清史稿·圣祖紀》)。如果是大盛魁三位創(chuàng)始人隨費揚古軍隊進入內外蒙古作“通事行(司)”,當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費揚古軍隊駐歸化城,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徹底剿滅噶爾丹,而費揚古立大功被晉封為“一等功參贊”(隨即停戰(zhàn))之間的事情。
外蒙古人把肩挑叫賣的貨郎稱為“丹門慶”。據(jù)史料記載,大盛魁的三位創(chuàng)始人,開始是在費揚古軍營中當廚夫和服雜役的,在為費揚古的部隊采購生活日用品中,得便時也采集一些蘑菇之類的東西,挑到歸化城及其附近出賣。他們還經(jīng)常出入于邊關集市,為費揚古部隊采買大量的食用牛羊,同蒙古人進行交易。因而逐漸學會了簡單的蒙古語言,并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禮儀、生活習慣以及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滴跞闹寥迥?/SPAN>(1695~1696年),費揚古部隊隨康熙御駕進入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等地時,三位大盛魁的創(chuàng)始人是以軍中“丹門慶”的面貌,肩挑貨物隨軍前往,作隨營貿易生意。不久以后,以他們三人為主體,結合殺虎口的幾個人,成立了“吉盛堂”,其后易名為大盛魁。
由隨軍營移動的“丹門慶”變?yōu)樵O立商號的“人力合伙”的集體小商伙,并在烏里雅蘇臺設立了總號,即由以往的以軍營貿易為主變?yōu)橐悦耖g貿易為主,由以往的行商為主變?yōu)橐宰探灰诪橹?,這是一種很大的演進和飛躍,這種質的飛躍,必然同當時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民族關系、情勢變化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其一,康熙御征噶爾丹后,北邊戰(zhàn)事得到平息,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后廢除了明朝對蒙貿易政策———馬市,開辟了歸化城、張家口、多倫諾爾(今多倫縣)等幾個貿易中心點;稍后,也許可商人請領“票照”———經(jīng)商執(zhí)照在蒙古各地進行流動貿易。
其二,民族間的通商貿易,是民族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蒙漢人民由于勞動生息在相互毗鄰的土地上,民族關系歷史悠久,民族間的通商貿易是各民族人民生產(chǎn)生活所必需的,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絕非統(tǒng)治者們所能限制了的。沿用明代的邊禁政策來對待旅蒙貿易,顯然是行不通的,但又不能大開禁令,于是就頒發(fā)“票照”,按“照”經(jīng)營。而最初在外蒙古經(jīng)商的幾家商號,大多是隨營貿易。由于行之日久,許多人為的限制就不免逐漸松弛,內地商人趁機流入外蒙古的絡繹不絕,特別是晉陜商人,由于同內外蒙古近相毗鄰,到蒙古地方的商貿活動十分頻繁,蒙漢之間的通商貿易發(fā)展很快,這也就是大盛魁等旅蒙商號成立和不斷發(fā)展的時代背景。
大盛魁最初把總號設在烏里雅蘇臺,是有其緣由的。以后又把總號遷到歸化城,也是有其原因的。烏里雅蘇臺,當時是清朝統(tǒng)治外蒙古地區(qū)的軍事中心。清朝征噶爾丹后,在烏里雅蘇臺以及科布多駐有重兵。所以把烏里雅蘇臺的駐軍稱為“前營”,把科布多的駐軍稱為“后營”。其時,清朝以“定邊左副將軍”駐烏里雅蘇臺,統(tǒng)轄外蒙古及烏梁海諸部落;以“參贊大臣”駐科布多,隸屬于烏里雅蘇臺將軍,轄金山額魯特北部。由于在這兩地駐有清朝大量的軍政人員,需要一些商號特別象大盛魁這樣原來與清朝軍隊有密切關系的“通事行(司)”為他們的生活服務,而軍營也就成為這種“通事行(司)”重要的營業(yè)活動天地之一。但隨著營業(yè)范圍的逐步擴大和經(jīng)營商品的不斷增多,為便于組織內地特別是長江以南地區(qū)大量的茶、絲、綢緞、工藝裝飾品以及其它生活日用品和資金周轉方便等等,以后大盛魁遂把總號遷到歸化城,而把烏里雅蘇臺的字號改為分莊,在科布多也設有分莊。作為大盛魁分支機構來說,烏里雅蘇臺是大盛魁總號之下的最大分莊,科布多分莊次之。在外蒙古草原上的流動貿易組織,四分之三屬于烏里雅蘇臺分莊領導。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兩個分莊是在外蒙古廣大地區(qū)組織羊馬牛駝以及皮毛等大批貨源的最主要的集散地,除了經(jīng)營放“印票”(即外蒙古王公或札薩克代表一個部落或一個旗,向旅蒙商高利貸者出具一種蓋有王公或旗署印信的借據(jù),因為這種借據(jù)上面是蓋了官印的,所以一般習慣就把它稱為“印票”)帳和賒銷各種貨物的業(yè)務外,也經(jīng)營收購牲畜、皮毛、藥材、土特產(chǎn)品;同時還設置大規(guī)模的駱駝飼養(yǎng)場、羊馬放牧場。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兩個
分莊對于“通事行(司)”大盛魁來說,地位極其重要,連大盛魁春節(jié)時貼的門聯(lián)寫的內容里,都念念不忘這兩個分莊,并且以“烏、科”來將兩分莊相提并論,這副對聯(lián)的內容是:“戴月披星似鵬程 歷盡沙漠極邊路;櫛風沐雨若豹變 鴻開烏科萬世基”。
(作者單位: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
大盛魁是清代在歸化城設立總號的、走“大外路”(指旅蒙商人)的“通事行”,也稱“通事司”?!巴ㄊ滦小被颉巴ㄊ滤尽敝巴ㄊ隆?,現(xiàn)代人不解其意,按有關詞(辭)典解釋說,“舊時指譯員”;“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而稱大盛魁等商號為“通事行(司)”,是指主要用蒙古語作生意的商號。但是,這類旅蒙商號不僅僅限制在用蒙古語言作生意,還用俄語或維吾爾語作生意。也就是說,凡是和不會說漢語的民族或國家做買賣的,都可以稱其為 “通事行(司)”。而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這“三大號”,主要還是以蒙古地方為市場,用蒙古語言做買賣的字號。這種商貿字號的店員、學徒,從幼年初入商號就必須學習一種發(fā)音不準確的蒙古語,這種語言雖然不標準、不規(guī)范,但凡懂蒙古語言的人都能聽懂,可以通行內外蒙的各個地方,人們稱其為“買賣語”。然而這種行業(yè)的老手,不僅能說準確的蒙古語,而且有的甚至能熟練地書寫很漂亮的蒙古文字。像大盛魁的總號及其在內外蒙古所設的分莊掌柜、記賬先生等,都是經(jīng)過嚴格訓練和有多年實踐經(jīng)驗的“蒙古通”,這是旅蒙商必須具備的條件,否則你就沒有同內外蒙古地方做買賣的起碼資格。
據(jù)歸化城的耆老們說,清代歸化城的“三大號”有新老之說。新老“三大號”都屬“通事行(司)”。老“三大號”,是指“天元號”、“宏圖號”、“范家號”。在這“三大號”之后,歸化城又出現(xiàn)了“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新的“三大號”,而新“三大號”的買賣比老“三大號”的買賣做得大。為了區(qū)別新老“三大號”,故人們把早期的“三大號”稱其為“老三大號”,而后來的新“三大號”則被稱之為“三大號”。
“三大號”之首號大盛魁,依史事和史料的軌跡推測,應創(chuàng)始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至雍正二年(1724年)之間。如果是王相卿、張杰、史大學三位創(chuàng)始人隨費揚古軍隊到內外蒙古地方作“通事行(司)”,那應是在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693~1697年)之間的事。因為費揚古是在康熙二十九年秋(1690年)與撫遠大將軍福全“擊敗噶爾丹于烏蘭布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歸化城增戍兵,以費揚古為安北將軍駐焉?!?/SPAN>(見《清史稿·費揚古等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尋授(費揚古為)右衛(wèi)將軍,仍兼攝歸化城將軍事”??滴跞哪?/SPAN>(1695年),“命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為撫遠大將軍”;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大敗噶爾丹于昭莫多”(以上均見《清史稿·圣祖紀》)。如果是大盛魁三位創(chuàng)始人隨費揚古軍隊進入內外蒙古作“通事行(司)”,當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費揚古軍隊駐歸化城,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徹底剿滅噶爾丹,而費揚古立大功被晉封為“一等功參贊”(隨即停戰(zhàn))之間的事情。
外蒙古人把肩挑叫賣的貨郎稱為“丹門慶”。據(jù)史料記載,大盛魁的三位創(chuàng)始人,開始是在費揚古軍營中當廚夫和服雜役的,在為費揚古的部隊采購生活日用品中,得便時也采集一些蘑菇之類的東西,挑到歸化城及其附近出賣。他們還經(jīng)常出入于邊關集市,為費揚古部隊采買大量的食用牛羊,同蒙古人進行交易。因而逐漸學會了簡單的蒙古語言,并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禮儀、生活習慣以及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滴跞闹寥迥?/SPAN>(1695~1696年),費揚古部隊隨康熙御駕進入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等地時,三位大盛魁的創(chuàng)始人是以軍中“丹門慶”的面貌,肩挑貨物隨軍前往,作隨營貿易生意。不久以后,以他們三人為主體,結合殺虎口的幾個人,成立了“吉盛堂”,其后易名為大盛魁。
由隨軍營移動的“丹門慶”變?yōu)樵O立商號的“人力合伙”的集體小商伙,并在烏里雅蘇臺設立了總號,即由以往的以軍營貿易為主變?yōu)橐悦耖g貿易為主,由以往的行商為主變?yōu)橐宰探灰诪橹?,這是一種很大的演進和飛躍,這種質的飛躍,必然同當時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民族關系、情勢變化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其一,康熙御征噶爾丹后,北邊戰(zhàn)事得到平息,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后廢除了明朝對蒙貿易政策———馬市,開辟了歸化城、張家口、多倫諾爾(今多倫縣)等幾個貿易中心點;稍后,也許可商人請領“票照”———經(jīng)商執(zhí)照在蒙古各地進行流動貿易。
其二,民族間的通商貿易,是民族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蒙漢人民由于勞動生息在相互毗鄰的土地上,民族關系歷史悠久,民族間的通商貿易是各民族人民生產(chǎn)生活所必需的,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絕非統(tǒng)治者們所能限制了的。沿用明代的邊禁政策來對待旅蒙貿易,顯然是行不通的,但又不能大開禁令,于是就頒發(fā)“票照”,按“照”經(jīng)營。而最初在外蒙古經(jīng)商的幾家商號,大多是隨營貿易。由于行之日久,許多人為的限制就不免逐漸松弛,內地商人趁機流入外蒙古的絡繹不絕,特別是晉陜商人,由于同內外蒙古近相毗鄰,到蒙古地方的商貿活動十分頻繁,蒙漢之間的通商貿易發(fā)展很快,這也就是大盛魁等旅蒙商號成立和不斷發(fā)展的時代背景。
大盛魁最初把總號設在烏里雅蘇臺,是有其緣由的。以后又把總號遷到歸化城,也是有其原因的。烏里雅蘇臺,當時是清朝統(tǒng)治外蒙古地區(qū)的軍事中心。清朝征噶爾丹后,在烏里雅蘇臺以及科布多駐有重兵。所以把烏里雅蘇臺的駐軍稱為“前營”,把科布多的駐軍稱為“后營”。其時,清朝以“定邊左副將軍”駐烏里雅蘇臺,統(tǒng)轄外蒙古及烏梁海諸部落;以“參贊大臣”駐科布多,隸屬于烏里雅蘇臺將軍,轄金山額魯特北部。由于在這兩地駐有清朝大量的軍政人員,需要一些商號特別象大盛魁這樣原來與清朝軍隊有密切關系的“通事行(司)”為他們的生活服務,而軍營也就成為這種“通事行(司)”重要的營業(yè)活動天地之一。但隨著營業(yè)范圍的逐步擴大和經(jīng)營商品的不斷增多,為便于組織內地特別是長江以南地區(qū)大量的茶、絲、綢緞、工藝裝飾品以及其它生活日用品和資金周轉方便等等,以后大盛魁遂把總號遷到歸化城,而把烏里雅蘇臺的字號改為分莊,在科布多也設有分莊。作為大盛魁分支機構來說,烏里雅蘇臺是大盛魁總號之下的最大分莊,科布多分莊次之。在外蒙古草原上的流動貿易組織,四分之三屬于烏里雅蘇臺分莊領導。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兩個分莊是在外蒙古廣大地區(qū)組織羊馬牛駝以及皮毛等大批貨源的最主要的集散地,除了經(jīng)營放“印票”(即外蒙古王公或札薩克代表一個部落或一個旗,向旅蒙商高利貸者出具一種蓋有王公或旗署印信的借據(jù),因為這種借據(jù)上面是蓋了官印的,所以一般習慣就把它稱為“印票”)帳和賒銷各種貨物的業(yè)務外,也經(jīng)營收購牲畜、皮毛、藥材、土特產(chǎn)品;同時還設置大規(guī)模的駱駝飼養(yǎng)場、羊馬放牧場。烏里雅蘇臺和科布多兩個
分莊對于“通事行(司)”大盛魁來說,地位極其重要,連大盛魁春節(jié)時貼的門聯(lián)寫的內容里,都念念不忘這兩個分莊,并且以“烏、科”來將兩分莊相提并論,這副對聯(lián)的內容是:“戴月披星似鵬程 歷盡沙漠極邊路;櫛風沐雨若豹變 鴻開烏科萬世基”。
(作者單位: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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