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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指出“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磺姓嬷际菑闹苯咏涷灠l(fā)源的?！?SPAN lang=EN-US>

（一）

我任錫林郭勒盟史志辦副主任15年，一直分管地方志工作。在第一輪修志中，全盟共編纂出版各旗縣市（區(qū)）志書14部，我牽頭組織了其中12部志稿的評審工作；第二輪修志中，在組織指導各地全面開展修志工作的同時，加大對行業(yè)（部門）志編纂的督促、指導力度。迄今我已為全盟或相關旗縣、盟直單位舉辦的修志培訓班講課14次，牽頭組織了31部行業(yè)志的評審工作（其中24部已出版發(fā)行）。我對經手的每部志稿都認真審讀，勾劃批注，提出詳細具體的修改意見，旨在使經過我們指導編纂、組織評審的每一部志書皆為精品，至少是合格產品。從這個意義上說，修志這個“梨子”我是吃了，但從嚴格意義上說，也不盡然——我未曾吃過一個完整的“梨子”：自己沒有編纂過一部志書，如同教練員多年來一直指導運動員如何競賽，而自己始終沒有跑上賽道沖向終點。

2011年10月，為推進工作，錫盟盟委、行署組織督查組對全盟第二輪修志進行督查。我?guī)ш牱謩e到盟直40幾個單位督查指導行業(yè)志編修工作。孰料，此舉竟給我提供了“彌補缺憾”的機緣。

那天我們到盟扶貧辦，得知該辦因忙于主業(yè)尚未顧及自身修志事宜。為人爽朗且與我很熟的該辦主任包廣華解釋本單位尚未啟動修志工作原因時，突然話鋒一轉，向我提出請求：“干脆，老張你來幫我寫志吧！”此言于我并非始料不及，因為這幾天我在其他幾個單位督查時也直接間接聽到這般請求，但是都被我婉拒了。包主任的話貌似玩笑，卻難掩真情。但我依然一笑了之，沒往心理去。臨別時還“告誡”包主任：修志的事須抓緊了，不要拖了全盟二輪修志的后腿呢！

翌年春，我又見到包主任。他認真提出請我為之編纂《錫林郭勒盟扶貧開發(fā)志》（以下簡稱《錫盟扶貧志》）的要求。我經過考慮，最終允諾下來。15個月后，即2013年7月，內蒙古自治區(qū)首部扶貧開發(fā)工作志書《錫盟扶貧志》，由內蒙古出版集團、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籍此，了卻了我這個58歲的地方志老兵在離開崗位之前“吃一個完整的梨子”心愿。手撫這部精裝大16開、浸透著自己心血的志書，一時心緒難平，個中滋味紛紛涌上心頭。

（二）

《錫盟扶貧志》，是錫盟地方志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確保志書編纂質量，按時完成工作任務，錫盟扶貧辦成立了以包廣華為主任，我（系特邀）和盟扶貧辦其他兩位領導任副主任的《錫盟扶貧志》編委會。由我擬定編纂方案并負責志書篇目的設計、資料的搜集篩選、志稿的撰寫和總纂。

《錫盟扶貧志》記述范圍：盟、旗縣市（區(qū)）扶貧開發(fā)事業(yè)，包括扶貧工作機構沿革、扶貧歷程、主要做法、工作措施、取得成效、存在問題及原因等，以盟級工作為重點。

嚴格遵循志書編纂體例，橫不缺項，豎不斷線。以志文為主，輔以序言、概述、大事記、人物（含先進集體、先進個人）簡介、圖、表、附錄、編纂始末等，志文以章、節(jié)、目和次目結構排列。

正文入志時間上限為20世紀70年代末，下限截至2010年末，“大事記”追溯至1949年10月1日。

（三）

檔案資料是志書編纂的重要基礎。我在《錫盟扶貧志》的編纂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是資料的匱乏，這著實是我未曾料到的。錫盟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扶貧工作以后，扶貧工作機構多有變動（較長時間內由盟行署辦公室內部科室兼顧），干部頻繁調整，使得這一時期的相關資料嚴重散失；1997年正式組建盟扶貧辦之后，檔案資料留存工作有所好轉，但由于一直沒有向檔案館移交檔案，盟扶貧辦機關現存文書資料（特別是2000年前后幾年的資料）仍有較大欠缺，一些應有的文書檔案無從查找，給志書編纂造成重重困難以致遺憾。

為全面、準確地記述錫盟扶貧開發(fā)工作的歷史，包廣華主任根據志書既定篇目要求，責成各旗縣扶貧辦認真配合，提供資料支持，并組織盟扶貧辦內部科室“挖掘”資料。但最終擺放在我面前的全部資料與編纂一部好的志書所需之間的差距還是太大了！但開弓沒有回頭箭。我不辭辛苦，除親自到盟扶貧辦深入查找文書檔案外，還通過到盟檔案局查找間接檔案、到有關單位借閱文件（會議）資料、到報社資料室查找報刊等多種途徑搜集與錫盟扶貧開發(fā)工作相關的資料，并通過開座談會、個別約談、信函、電話訪談、電子郵件、手機短信等方式積極聯系訪談不同時段扶貧工作的參與者或知情人。錫盟扶貧開發(fā)工作涉及面廣，加之本志入志時間前后跨度30年，且不說當年參加扶貧工作的同志有的已經辭世，即便是尋訪那些健在的同志，也由于有的已經退休或家在外埠等，欲及時聯系到知情人、順利實現采訪工作亦實非易事。盡管如此，我仍然訪問了近百位人士，包括盟扶貧辦部分前任領導，現任班子成員、各科室負責人，各旗縣市（區(qū)）扶貧辦負責任人，當年定點幫扶錫盟旗縣的北京市昌平區(qū)(政府)、懷柔區(qū)（發(fā)改委）及內蒙古自治區(qū)一些直屬單位相關負責任人（包括曾直接參加扶貧的工作隊成員），或搜集基本資料，或核實某項工作的起止時間、某位人士的姓名乃至某個具體數據。對搜集到的各項資料，都進行了認真的篩選、甄別。在對入志資料廣集博采的基礎上，我調整修改了原定的篇目，使之更趨全面、合理。

（四）

不言而喻，修志工作是一項龐大、復雜、艱巨的系統(tǒng)工程。要把牽動黨心民心、事關社會發(fā)展穩(wěn)定、前后歷時幾十年、覆蓋全盟各地、涉及百萬人口的錫盟扶貧開發(fā)事業(yè)，通過科學、嚴謹、樸實的記述，以志書的形式呈現在世人面前，絕非易事。

要全面記述與當地扶貧開發(fā)工作相關的內容。扶貧有“整村推進”、“移民擴鎮(zhèn)”、“產業(yè)化扶貧”、“社會扶貧”、“世行貸款項目”、“勞動力轉移培訓”、“兩項制度銜接”等等業(yè)內領域，這些構成了扶貧開發(fā)的基礎，分門別類的記述這些工作是寫好《錫盟扶貧志》之必須。此其一。

其次，扶貧開發(fā)工作是一項參與部門多、經歷周期長、工作難度大、群眾關注度高、政治性強的龐大的社會工程。錫盟的扶貧工作從初始之時就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與配合。從黨中央國家機關，到首都北京的幾個區(qū)縣；從自治區(qū)黨委、政府，到區(qū)直各部門和企事業(yè)單位；從錫盟各級黨政領導班子，盟、旗直屬各部門單位,到蘇木鄉(xiāng)鎮(zhèn)乃至社會各界的同志們、朋友們，為了草原人民早日擺脫貧困，過上幸福生活，他們或實地考察，規(guī)劃藍圖，制定政策，啟動項目，落實資金，組織實施各項扶貧工程；或駐村包扶，穩(wěn)扎穩(wěn)打，殫精竭慮，幫助群眾更新觀念，努力開辟致富途徑。多年來，他們?yōu)殄a盟扶貧開發(fā)事業(yè)投入的不僅僅是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更重要的是對草原人民付出了寶貴心血。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具體實踐，感受到了社會各界扶貧濟困的殷殷真情！他們所做的這一切，載入史冊理所當然。

第三，錫盟各級扶貧機構，伴隨著扶貧開發(fā)事業(yè)前行的步伐，歷經了組建調整、曲折發(fā)展、不斷完善的過程，成為各級政府的職能部門。自20世紀80年代扶貧工作納入全盟的工作日程開始，特別是1994年《國家八七脫貧攻堅計劃》公布實施以來，有組織、有計劃、有目標、大規(guī)模地扶貧工作就在廣袤的錫盟農村牧區(qū)扎扎實實的開展起來。盟、旗縣市（區(qū)）扶貧開發(fā)辦公室歷屆領導班子和干部職工，視農村牧區(qū)廣大貧困群眾為親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增強服務意識,拓展扶貧領域,克服各種困難，不斷改革探索，加強組織、協(xié)調和指導，千方百計做好扶貧濟困、幫助群眾開發(fā)致富道路的工作，緊密結合本盟實際,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寶貴經驗。在取得卓越業(yè)績的同時，注重自身建設，健全組織,鍛煉隊伍,贏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這些，無疑是《錫盟扶貧志》重要的記述內容。

第四，貧困是全國乃至國際社會面臨的問題。但是作為北疆少數民族地區(qū)的錫盟農牧區(qū)貧困問題，除了與全區(qū)乃至全國有共性的一面而外，有什么歷史淵源、特殊的原因？徹底解決錫盟的貧困問題，有哪些更符合當地實際的辦法？作為承擔著“資政”功能的志書，《錫盟扶貧志》盡可能地進行了闡述，作出回答。

（五）

在遵循志書編纂基本原則和體例的前提下，《錫盟扶貧志》力求創(chuàng)新。

一是“概述”創(chuàng)新。錫盟以往編纂出版的“部門（行業(yè)）志”的“概述”，基本上都是沿用“自然概況、歷史沿革、部門（行業(yè)）發(fā)展”這般“套路”來寫。我則打破常規(guī)，在《錫盟扶貧志》“概述”里分別寫了“自然概況、歷史沿革、當地經濟、農牧區(qū)貧困的淵源、扶貧過程及成效、扶貧開發(fā)工作的主要經驗、扶貧工作展望”等7個部分。寫“當地經濟”，是要使讀者知道錫盟扶貧工作是在一個怎樣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寫“扶貧經驗”，就是要對錫盟扶貧開發(fā)工作進行認真恰當的總結。試問：一個地方前后歷時幾十年，上至黨中央領導、下至普通民眾成千上萬人參與，投入巨額資金、已取得重大成效的扶貧工作，在載入歷史時，難道可以不進行一番客觀、理性的總結嗎？我經過反復研究修改，最終歸納為7條“經驗”。令我欣慰的是，當我把寫有這些內容的志稿送交盟扶貧辦審閱時，得到該辦領導和同志們的普遍認可和贊賞。

二是“志文”創(chuàng)新。一部好的志書，既要內容全面，又禁忌“流水賬”。我在《錫盟扶貧志》編纂中通過分章別類的記述，盡可能做到“點、線、面”結合，既對全盟幾十年扶貧開發(fā)的歷史與現狀作全面綜合的記載，又選擇部分有代表性的工作（如某個具體扶貧項目的實施）進行“解剖麻雀”般的分析介紹，變換字型字號，以“附”的形式置于該章（節(jié)）末尾（共選用了15例）。如在《扶貧資金》章的后面，附以《太仆寺旗建國村利用扶貧貼息貸款推動專業(yè)合作社發(fā)展》的調查報告；在《整村推進》章的后面，附以《正鑲白旗星耀鎮(zhèn)東倉村實施“整村推進”項目調查》。這些“附記”篇幅不大，言簡意賅，與志文相呼應，可使讀者對這一章內容有了由“面”到“點”、更為透徹的了解。

我與扶貧辦接觸后方知，出于各部門職能劃分，科教扶貧不在扶貧部門工作范疇之內，至于《錫盟扶貧志》中相關的內容，他們抱著有也可無也可的態(tài)度?？平谭鲐?，本是“扶貧事業(yè)”應有之義，缺少科教扶貧記述的《扶貧志》不是一部完整的志書。但扶貧辦無法提供我所需資料。出于責任心，我四處尋找資料，雖然費勁，最終使有較為豐富內容的《科教扶貧》一章屹立于《錫盟扶貧志》諸章之林，于歷史、于我均無遺憾。

三是“人物”創(chuàng)新。在錫盟扶貧開發(fā)的實踐中，方方面面涌現出不少先進集體和個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與被幫扶對象原本素不相識，亦無工作上的聯系。是社會扶貧及其一個個與扶貧相關的具體項目這條紐帶，把他們與錫林郭勒草原，與廣大農村牧區(qū)貧困群眾連接起來，以至使彼此成為親人。這些人士為貧困群眾排憂解難，辦了數不清的好事、實事，為錫盟扶貧開發(fā)事業(yè)作出重要貢獻。把他們的業(yè)績載入史冊，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也是我的初衷。但扶貧辦提供的文件資料中，只是偶見他們本系統(tǒng)內部單位及在職人員受上級表彰的記載（亦不完整），其他單位尤其是社會扶貧中那些理應入志的“人物”卻蹤影皆無。為充實這塊內容，我簡直“升天入地求之遍”（白居易詩句）。從盟委數年前印發(fā)的“黨員先進性教育實踐活動”簡報中、從盟領導在既往扶貧會議講話時偶爾提及并予以贊賞的單位或人員中、從自己歷年積攢的涉及錫盟農牧區(qū)的典型事跡材料中，追蹤“挖掘”，刪枝除蔓，反復核實，最終整理出能夠反映錫盟扶貧開發(fā)事業(yè)艱難歷程和精神風貌、不同時期不同行業(yè)有代表性的先進集體9個、先進個人7人的傳記（簡介），收錄在志書“人物”之中。這兒舉個例子。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內蒙古基建投資公司，2002年派公司辦公室主任布仁巴雅爾等3人幫扶錫盟蘇尼特左旗貝勒鎮(zhèn)巴彥淖爾嘎查。他們駐村2年多，除了為嘎查到外面跑項目、要資金外，絕大多數時間都撲下身子直接參加生產勞動?！胺堑洹彼僚?，人們躲在家里不敢出門時，他們卻置身為嘎查新建的23畝苗圃里揮汗育苗。他們?yōu)楦麓邃佋O節(jié)水灌溉管道、建設飼草料基地、引導牧民種植高產青貯玉米……，大大加快了該嘎查脫貧步伐。歲月荏苒，十多年過去了，基建投資公司國企改革換了名稱不說，當年的扶貧隊長布仁巴雅爾也已退休多年。我打了多個電話好不容易找到那家公司，可是那里工作的年輕人已不知布仁巴雅爾是何人了！起初該單位幾個接電話者不是嫌麻煩掛斷電話就是借故推脫，但最終還是被我的執(zhí)著與誠意所折服。他們?yōu)槲艺襾砹死喜嫉碾娫捥柎a，后來又給我發(fā)來短信，對我為他們單位當年扶貧業(yè)績“樹碑立傳”道一聲“辛苦”。

四是“附錄”創(chuàng)新。由于錫盟幅員廣闊，北部和南部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民族分布、生產方式、民俗習慣等有明顯區(qū)別，遂使扶貧政策措施、工作進程手法不能整齊劃一。所以，我依常規(guī)在《錫盟扶貧志》中收錄了部分有存史價值的文獻資料而外，還下氣力分別搜集整理了全盟13個旗縣市（區(qū)）扶貧開發(fā)工作概況，權作志文的具體補充。

（六）

2013年6月7日，錫盟史志辦主持召開有各方人士參加的評審會，對《錫盟扶貧志（送審稿）》進行嚴格評審。我依據評審會的意見，對志稿作了進一步完善。最終形成《錫盟扶貧志》（終審稿）并通過盟黨史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的驗收。

《錫盟扶貧志》設12章，46節(jié)，全書約65萬字。資料翔實，體例完備，結構合理，內容全面，圖文并茂。較為完整、詳盡地記述了錫盟扶貧開發(fā)事業(yè)的發(fā)展歷程,全面展現了不同時期的工作成果，理性分析了發(fā)生貧困的主客觀原因，真實反映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是一部集資料性、知識性、權威性于一體，時代特征、地方特點、民族特色突出的歷史文獻。對于各界了解錫盟扶貧開發(fā)事業(yè)的歷史和現狀，鼓舞人們再接再厲建設和諧美好家園的信心，具有重要意義。它的編纂出版，填補了錫盟乃至自治區(qū)扶貧開發(fā)史無志書的空白，也是對草原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貢獻。

《錫盟志扶貧志》的編纂出版，是錫盟扶貧辦領導班子重視的結果，是盟、旗縣市（區(qū)）扶貧辦以及為本志在資料搜集、評審、出版過程中作出貢獻的所有同志共同勞動的結晶。

（七）

回顧《錫盟志扶貧志》的編纂過程，我感慨頗多，這里僅記兩點。

一是，新時期編修出版的某些志書之所以不為讀者認可，其中一個原因是不尊重歷史。一件事情是否入志，編纂者不是根據事物本身輕重程度決定取舍，存真求實，而是唯上峰馬首是瞻，甚至罔顧事實，文過飾非。以這般心態(tài)“編纂”的志書，往往淪作為領導歌功頌德的贊歌，為某個地方（單位）宣傳造勢的廣告?！跺a盟志扶貧志》把秉筆直書作為一條重要原則。不錯，錫盟幾十年的扶貧開發(fā)工作成績顯著，但也難免存在問題和工作上的不足。我在寫這些問題和不足時，不是一筆帶過，而是直指問題所在。如《整村推進》章共設了3節(jié)，其中兩節(jié)設有“存在問題”一目；《社會扶貧》章第十節(jié)共設了4目，其中一目用較大篇幅指出并剖析問題；《扶貧資金》章對盟內某旗過去曾違規(guī)使用財政扶貧資金，將10萬元扶貧款注入私營罐頭廠，某旗扶貧辦挪用扶貧資金為自己購置汽車等都如實入志；其他一些章節(jié)亦有用一至幾個自然段講述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乃至失誤。如實記述，是還原真實歷史，更有助于今后借鑒。盟扶貧辦各位領導審讀志稿時，對上述記述沒有任何不悅，表現出對歷史負責、難能可貴的態(tài)度。

二是，與其說我自己從頭至尾、完完整整編纂完成了這部志書，了卻了“吃一個完整的梨子”的心愿，不如說我臨近退休之時又經歷了一次難得的學習過程，得到一個提升業(yè)務水平的機會。捧讀那些泛黃甚至殘缺的檔案資料，我多次被躍然紙上所有真誠參與扶貧、善為善舉的人們的崇高境界、可歌可泣的作為所打動，甚至噓唏感嘆；燈下某篇設節(jié)，夜里輕敲鍵盤，我亦為此前自以為在史志界干了十幾載，算得上修志工作的行家里手而報慚。

編修《錫盟扶貧志》是十分辛苦的工作過程。整部志書的編寫都是我利用雙休日和夜闌人靜之時進行的。國慶七天假日貓在家里不下樓，正月初三即告別春節(jié)“開工干活”。辛苦耕耘，精心編纂，耗時14個月，直至完成了這部60多萬字的志稿。沒別的，只為盡一名地方志工作者的天職，只為完美踐行接受此項工作時作出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