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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要妥善處理歷史人物和當代人物的關系。所謂歷史人物，我的理解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特別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之前的人物；而當代人物，不言而諭，重點應當是指新中國成立后，奮戰(zhàn)在條條戰(zhàn)線上的勞動者。這兩者之間，實質上即是“遠”和“近”的關系。究竟如何處理?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guī)定》中已經(jīng)講得非常清楚：“要詳今略古、古為今用”，“充分反映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立以來的革命斗爭、社會變遷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情況，準確地記錄并積極發(fā)揚當?shù)馗髯迦嗣駩蹏鴲坂l(xiāng)、振興中華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業(yè)績?！敝卑滓稽c說就是要以當代人物為主，以歷史人物為輔；歷史人物的記述要為當代服務。這個問題看似解決了，其實不然，具體操作起來還有許多困難。比如，歷史人物一般都已過世，可以通過立傳形式來充分記述，而當代人物大都還活著，只有通過以事系人的方法表現(xiàn)；歷史人物大都“蓋棺論定”，在記述時可以作出一定評價，而當代人物出于尚缺乏穩(wěn)定性，因而記述起來尺度即比較難以把握。同時，由于“生不立傳”規(guī)定的限制，人物傳中往往歷史人物多，當代人物少，會給人以薄今古厚、今不如昔的感覺。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劃定標準，凡在志書斷限年代中的各個歷史時期做出過特殊貢獻、起到過重要作用和有過較大影響的人物，都應當記。同時，應當正確理解“詳今略古”的涵義。詳，就是“多、細、深”，略，就是“少、粗、淺”。對于今人，不拘泥于在不在人物篇中，立不立傳，而應采取靈活的方法。該記的一定要記，記則盡可能地詳細；這種方式不能用就用那種方式，這個地方不能記就在另一個地方記。記述中要突出主要事跡，挖掘思想深度，注重文采，使人物真正能立起來。從數(shù)量上看固然是一個方面，當代人物理應多于歷史人物，但更重要的是提高質量。只要有血有肉，形象豐滿，今人即能勝過古人，“詳今略古”才有實際意義。

    第二，要妥善處理在世人物和去世人物的關系。就是在講“活”與“死”的關系。雖與第一個問題緊密聯(lián)系，但說的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去世者不見得都叫歷史人物，而當代人物也不一定都還在世。過世的當然好處理，不管是誰，是什么歷史時期的人，只要夠標準的，我就給他立傳記述、列表介紹。關鍵是那些尚健在的人，他們之中有上級，有下級，有干部，有職工，有當領導的，也有普通老百姓，怎么記述就需要認真考慮。按理說，在“活”與“死”之間，應當以活人為主，以死人為輔；活著的人物比死了的更具有說服力和影響力。但現(xiàn)今的志書中往往正好相反，死人多，活人少，死人好寫，活人無法處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矛盾。解決這一問題，當然要嚴格執(zhí)行《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guī)定》中關于“生不立傳”的要求，到任何時候都不能突破。但是，這一規(guī)定中亦明確指出，“凡在世人物確有可記述的事跡，應在有關篇章節(jié)目之中予以記錄”。這就是說，生不立傳，但可入志。怎么入?不能只把眼睛盯在人物傳上，而應采取更為靈活的方法，把在世人物寫好。實踐證明，寫“活”人，最好的方法是“以事系人”，即人隨事出，事由人起，說道事物時就寫推動這一事物發(fā)展的關鍵人物，將眾多的“活”人與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實踐活動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以事系人”相比于立傳方式，雖沒有集中、全面的特點，但卻有靈活、多樣、生動、具體等優(yōu)勢。我們應當在修志實踐中，不斷加以探索，煞費苦心，精雕細刻，不但要把“死”人寫好、寫活，更要把“活”人寫好、寫活。

    第三，要妥善處理領導人物和普通人物的關系。相對而言，領導人物就是大人物，普通人物就是小人物，二者之間是“大”與“小”的關系。大人物，我的理解就是在各個歷史發(fā)展階段，擔任過各類領導職務者。他們大多吃苦在前、沖鋒在前，以身作則、為人表率，為黨和人民的事業(yè)做出過巨大貢獻，理當為他們歌功頌德、樹碑立傳。但同時，普通群眾在歷史上的貢獻更大、作用更大、影響更廣，更應當大書特書、謳歌贊頌。“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我們在修志中必須牢牢堅持，不可有絲毫逾越。按照這一觀點，人民群眾既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同時，更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發(fā)展的決定性力量。志書中不記載普通群眾，即“小人物”的活動，就是失職?？陀^情況是，翻開志書看時，往往滿眼里都是各個時期領導人物的活動，而很少有普通群眾的活動，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我們應當在這個問題上有清醒認識，把方向轉過來把鏡頭調過來，面向基層，面向群眾，記錄他們豐富多彩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使我們的志書成為書寫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活動的宏偉畫卷。

    第四，要妥善處理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關系。也就是“好”人和“壞”人的關系。這個問題看似很簡單，好處理，其實從實際情況看，這方面的問題最大，真正解決好的并不多見。我們知道，客觀世界本身就是一個在對比中存在的世界：沒有黑就沒有白，沒有低就沒有高，沒有先進就沒有落后，沒有壞人就沒有好人。作為一個史志工作者，應當客觀記述歷史，先進、落后，前進、倒退，成績、缺點，驕傲、遺憾，好事、壞事，好人、壞人等，都應當記。沒有全壞的，起碼也是有爭議的；只要是在歷史上造成一定影響，就應該如實記載。就筆者翻看過的幾十本當代志書來看，這方面確實存在有偏見。只記好人、好事，不記壞人、壞事，甚至連有爭議的人和事也不敢提及。有的提到了某一時期犯過嚴重錯誤者，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種人”，也僅僅是列入表內，在備注欄中寫上一句話。要知道，有些人在歷史上所起的負面作用非常之大，有時并不亞于一個正面領導或勞模，為什么不應當客觀記錄下來，讓他們遺臭萬年呢?這其中有領導的干預，有史志人員的擔心，也有客觀環(huán)境的制約和影響，一句話，純屬思想偏見。我們理當克服干擾，如實記載歷史。也許有人認為不寫壞人壞事的書好交差、好通過，能流傳下去，但恰恰相反，這樣的志書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質量必然受影響，其資政、明鑒、存史、教化等功能亦無從談起。也許若干年后，我們的后代還會對這本志書進行相反的評價，對志書的編纂者進行指責呢。

    第五，要妥善處理好實寫人物和虛寫人物的關系。所謂實寫人物，即立傳、寫略、入事的人物，從書中可以看到人物生平、事跡和主要成績、貢獻。所謂虛寫人物，無疑是指那些在志書中掛了一個空名的人物，只知其是張三、李四，不知其是賣姜、賣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志書中既要寫人物，就應該寫人物所干過的事，所起到過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只列舉出來名字而不介紹其事跡，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當然，筆者并非在否定現(xiàn)行志書對有關人物進行列表的方法。而是在強調，應當用更好、更實、更恰當?shù)姆椒▉碛涗浫宋?。只要志書中用立傳、寫略、入事等各種方式的記述的人物寫好了、寫實了，寫得栩栩如生，列表人物多一些也瑕不掩瑜。相反，如果忽略人物的實寫，為了某些目的而不加限制地列舉，人名再多也是擺設，不會有哪個后人去看，去從中受益。與其設置那么多的虛位，來探設可有可無的人名，倒不如下下功夫，記下幾個實實在在的人物，以給后人一定的感染和啟迪。

撰寫志書人物篇，要處理好的關系還有許多，這里不一一列舉。志書人物篇的撰寫，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所謂“古來方志半人物”，就是說人物篇非常重要，不可等閑視之。以上講到的“遠”與“近”、“活”與“死”、“大”與“小”、“好”與“壞”、“虛”與“實”等，是最為重要的關系，對志書人物篇的成敗得失關系甚大，在實際工作中必須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正確的態(tài)度應該是，嚴格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分析、研究和解決問題。只要下苦功夫，志書的人物篇就不難編好，就可以成為真正的“志中之髓”。

（作者：呼和浩特鐵路局史志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