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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從個別專家2004年的兩點改名依據“毫不相干論”和“毫無道理論”談起

由于時過境遷，繼承和創(chuàng)新遇到了新問題，一些辭書的詳略失當和個別同志的“獨特”解讀，使學術刊物和輿論導向近年來出現(xiàn)了“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的尷尬。有人提出“河套人”命名“有錯”和“誤譯”，提出要“正名”和“正譯”為“鄂爾多斯人”就是其中一例。比如中科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及寒區(qū)旱區(qū)環(huán)境與工程研究所黃慰文、董光榮老師在2004年《紀念裴文中教授百年誕辰論文集》上發(fā)表的《鄂爾多斯化石智人的地層、年代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即提出要把我國“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之父”裴文中先生命名的，舉世聞名、國人熟悉的“河套人”，“正名”為“鄂爾多斯人”。他們的理由是：“因為‘鄂爾多斯’與‘河套’雖然發(fā)音相近，且同在內蒙古境內，但卻是兩個不同的地理概念”；“依照學術命名規(guī)則，建議今后把‘河套人’改為‘鄂爾多斯人’”。此后，黃、董二位老師又在《紀念河套人發(fā)現(xiàn)80周年學術座談會》的發(fā)言中進一步提出如下質疑：因“位于內蒙古中部陰山南麓、黃河河谷里的河套平原與鄂爾多斯高原毫不相干”，“命名為河套人毫無道理”，理應“正名”為“鄂爾多斯人”；“河套文化”也應更名為“鄂爾多斯文化”，云云。（白潔等，“搭建文化平臺托起朝陽產業(yè)”，《鄂爾多斯日報》2004年5月19日第一版）

    這就出來一個新問題：鄂爾多斯高原與河套平原真的“毫不相干”嗎?薩拉烏蘇河流域發(fā)現(xiàn)的古人類化石命名或意譯為“河套人”“毫無道理”嗎?我們想查些資料，擺些史實，做些必不可少的回顧，以正本清源，還歷史本來面目，說明舉世聞名的“河套人”無須改名為“鄂爾多斯人”。

     二、地理河套包括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兩個地理單元

    且不說，在中華民族的古老記憶中，黃河的專稱就是“河”，后來“河”成為河流的通稱后才改稱之為“黃河”或“大河”?！睹魇贰贩Q：“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豐水草。”（《明史·王越傳》）即“河套”地方在周代叫“朔方”，秦代叫“河南地”，土壤肥沃，水草豐美?！昂犹字車孀椟S河，土肥饒可耕桑，密邇陜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zhèn)，東西可二千里；南至邊墻（抄者注：指明長城），北至黃河（抄者注：古時黃河中游巴彥淖爾段指今烏加河）……?！保ā睹魇芳o事本末》卷五十八）說明“河套”三面由黃河阻繞，南至明長城，東起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zhèn)。就連世紀之交最新出版的《中國通史》也稱：“黃河是中華民族誕生成長的搖籃”，“河套人”在距今3．5萬年前“便已生活在這個搖籃之中”。黃河“流到寧夏、內蒙古與山西之間，向北屈、東折又南行，形成一個大套，俗稱‘河套’?！犹兹恕捌鋭?chuàng)始的‘薩拉烏蘇文化’，則地處（黃）河南中部支流無定河流域?！保ā吨袊ㄊ贰返谝痪聿蕡D版，海燕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國家“十一五”規(guī)劃開始執(zhí)行的2006年，《人民政協(xié)報》登載的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政協(xié)《關于寧蒙陜聯(lián)手規(guī)劃“黃河河套經濟區(qū)”的提案》中，也科學指出這個屬于常識性的地理名詞：“黃河在中上游拐出了一個巨大的馬蹄形，俗稱‘河套’。范圍界定為陰山以南，黃土高原和（明代）長城以北，賀蘭山山地和騰格里沙漠以東，黃河晉陜峽谷北段以西的廣大地域，包括河套平原與鄂爾多斯高原兩大地理單元?！保ā度嗣裾f(xié)報》2006年2月23日A2版）

    我們查閱了與發(fā)現(xiàn)“河套人”牙齒化石同年出版的《調查河套報告書》，內稱：“河套之地由地理上言之，約可分為后套、前套、中灘、寧夏?！疤准炊鯛柖嗨梗耗掀痖L城，東、西、北三面距河，面積約二十九萬方里，伊克昭盟一部七旗及烏拉特中、東兩公旗西南境游牧之處，屬綏遠?！保ā墩{查河套報告書》，督辦運河工程總局編輯處編輯，民國十二年冬月付印，第39—42頁）

    我們和內蒙古政協(xié)、人大、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通志館及內蒙古地方志辦公室的專家們討論，他們說，河套概念中的古河套，即前套，主要指鄂爾多斯高原；今河套，即后套，才是河套平原。自明代以來，記載河套就是既有史志，如《榆林志》；又有地圖，如《河套圖考》；晚清至民國以來，已有《河套圖志》、《河套志》、《河套新編》、《綏遠通志稿》等，互相佐證，非常清楚。雖然明代鄭汝璧所著《河套圖考》失傳，但楊江（芍坡）先生在其弟資助下，于清代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由陜西通志館出版了新的《河套圖志》，編入《關中叢書》系列，自稱遍查“諸志名史”，必選有關河套的“見聞無異、今古相符者，條錄數年，繪圖略考，聊述鄭公（指鄭汝璧）之志”。何丙勛先生在《河套圖考》的序中指出：“河以套名，主形勝也。河流自西而東，至（寧夏）靈州西界之橫城，折而北，謂之出套。北折而東，東復折而南，至（陜西）府谷是黃甫川，入內地迂回二千余里，環(huán)抱河以南之地，故名曰河套?！薄逗犹讏D考》共82頁，繪有歷代河套圖10幅，即陜西連河套全圖、國朝河套南北總覽全圖、秦時河套圖、漢時河套圖、晉魏周河套圖、隋唐河套圖、宋時河套圖、金元河套圖、明河套圖、清河套圖，上述諸圖均為單色線描，以頁面上方為北，標有相應時代的相關地名區(qū)劃。文字部分包括：河套紀事考略，河套略說，套內各縣沿革表，長城考，夏州城考，《詩·小雅》“城彼朔方”考，《禹貢》渠搜考，水名考，邊城說等。此《河套圖考》因學術價值高，陜西通志館民國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曾重校付印。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116《河套地廣袤略》曰：“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zhèn)地界，東西兩千余里；南自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庇墒强芍?，古人所謂“河套”地，實指歷來習稱的“河南地”，北至黃河，南限于明代長城，鄂爾多斯高原均在其內。

    三、1931年《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指出：“河套即鄂爾多斯”

    在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里，我們查到了《榆林志》的記載：“黃河自寧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抄者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平原），至廢東勝州（抄者注：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西折而南，入府谷縣（抄者注：今陜西省榆林市）黃甫川東，其中謂之河套，周迥數千里?！?/SPAN>

    對于古今地名“河套”，《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的解釋如下：“今綏遠南部，即蒙古鄂爾多斯。其地東、西、北三面距黃河，南限長城，故謂之河套。即秦所稱之河南地?！保ā吨袊沤竦孛筠o典》，臧勵蘇等編，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31年版第516—517頁）

    綜上所述，從歷史、地理、輿圖、方志、水利調查、開發(fā)沿革等各個角度看，“河套就是鄂爾多斯高原”乃是客觀存在、約定俗成、有史可考、一以貫之的公論，系當時國人、洋人都知道的比較完整和準確的歷史地理知識。

    四、裴文中先生的“河套人”命名和賈蘭坡先生的《河套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圖》

    1933年，裴文中先生首先在他的著作《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中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這兩個中文名詞?！昂犹兹恕?、“河套文化”從此以后蜚聲國內外。（王天順著《河套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1頁）裴文中先生在“河套之史前文化”一章中說：“桑志華及德日進二氏，于一九二三年至河套地方，作考古及地質之研究，發(fā)見中國舊石器之文化”；“計二氏所發(fā)見之重要地點有二：一為水洞溝，在寧夏東南，阿善烏拉山之東北麓（現(xiàn)劃歸甘肅省境）。二為沙拉烏蘇河（又名無定河或紅柳河）之兩岸，小橋畔（在陜西靖邊西北，現(xiàn)劃歸內蒙古）附近。”（《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12期，《中國通史參考資料選輯》第一集，新知識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頁）

    為了把中外科學家合作的中國古人類研究成果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中國考古學家先后編寫出版了《中國猿人》和《河套人》兩書。后者對河套人的發(fā)現(xiàn)過程、命名情況、具體成果和國際認可、最新研究進行了深入淺出、圖文并茂的介紹。賈蘭坡先生1951年所著《河套人》一書第二章“河套人化石之研究”中即指出：“德日進等人又在河套東南角的薩拉烏蘇河地方，發(fā)現(xiàn)之舊石器時代遺址里，除掘出大批石器外，還發(fā)現(xiàn)若干哺乳動物化石。……在羚羊的牙齒里面，另發(fā)現(xiàn)一枚人類的門齒?！搜例X曾由步達生作初步研究，他名之為‘河套人’牙齒，發(fā)表于《地質學會誌》第五卷第285至290頁（1927年）?！?/SPAN>

    加拿大古人類學家步達生先生發(fā)表于1927年《地質學會志》第5卷關于發(fā)現(xiàn)河套人牙的鑒定報告（見附圖：《地質學會志》第5卷步達生報告英文首頁），原題為《關于在（鄂爾多斯東南部）薩拉烏蘇河流域沉積物中發(fā)現(xiàn)的推測為更新世人類牙齒的研究報告》。內容包括關于這顆牙的發(fā)現(xiàn)過程和可能的古生物歸屬、關于這顆牙齒的形態(tài)和物質特征。2006年秋，中科院院士劉東生先生在中國·鄂爾多斯薩拉烏素遺址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說：這顆古人類牙齒被加拿大人類學家步達生命名為“鄂爾多斯牙齒”這一科學上還不十分肯定的名字，以后被裴文中先生將其所代表的人類稱為“河套人”。（《鄂爾多斯文化》2006年第3期第22頁）

    與賈蘭坡同在《中國猿人》一書中有過合作，后又同在北京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共事的步達生先生應該見到過《河套人》一書和他研究成果的譯名“河套人”牙齒，并無異議?？梢姰敃r中外科學家都知曉鄂爾多斯高原就是河套。叫地質名鄂爾多斯高原，或叫地名河套，就像叫人的大名和小名一樣，都不錯。《河套人》這本書，第一次配地圖講清了中國自然地理和歷史地理的“河套”概念：“河套外圍為群山環(huán)繞，東北有大青山，北有烏拉山，西北有狼山，西南有賀蘭山，南有白于山。河套為高原地帶，南高而北低，平均海拔約900公尺”；“河套過去的政治區(qū)域（即行政區(qū)域），是指黃河灣曲以內及長城以北的地區(qū)而言，但本文所記載之遺址，多超越長城之南者，茲按自然地理之區(qū)分，也列于河套之內。”該書不但根據中外科學家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的考古發(fā)現(xiàn)，有科學依據地繪制了《河套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圖》，而且在扉頁上寫了如下關鍵詞：“河套人”是我國舊石器時代中期的一種人類，他代表人類發(fā)展史的第二個階段。因為他的遺骸和文化首先發(fā)現(xiàn)于我國河套地方，所以叫作“河套人”。（賈蘭坡著《河套人》，龍門聯(lián)合書局1951年版第1頁、第4頁、扉頁）

    我們將裴文中先生的地名和賈蘭坡先生的“遺址分布圖”一對照，就會發(fā)現(xiàn)水洞溝和薩拉烏蘇河兩岸都在河套地方，命名和譯名均有理有據，并無不當。（附：賈蘭坡《河套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布圖》）

    五、薩拉烏蘇河即黃河支流無定河，伊克昭盟蒙古語稱“寶日套?！?，就是古河套

    有人也許會說，“河套人”發(fā)現(xiàn)地是內蒙古與陜西交界地之薩拉烏蘇河兩岸，而不是黃河流域呀。其實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蒙古語的薩拉烏蘇河譯成漢語就是“小黃河”，實際就是黃河支流無定河?！秲让晒糯筠o典》明文指出：“薩拉烏蘇河即無定河”，無定河“蒙古語稱薩拉烏蘇高勒”，“是黃河中游支流，因河水流量變化不定而得名”；“古稱奢延水、朔方水。唐代始稱無定河。發(fā)源于陜西省白于山北側，向北繞經伊克昭盟烏審旗南端，再折東南穿越長城經綏德縣，到清澗縣河口入黃河。全長375公里。自滴哨溝灣入烏審旗，流穿河南鄉(xiāng)北沿、納林河鄉(xiāng)中南部，由大草灣出界?！保ú己?、劉云山等主編，《內蒙古大辭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頁）

    有的年輕學者向我們提出，應該以發(fā)現(xiàn)古人類化石的更具體的當地名稱來命名，我們認為可以，并愿一同深入分析。其實，薩拉烏蘇河流域發(fā)現(xiàn)河套人類化石的具體地點，就是原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的烏審旗河南鄉(xiāng)的大溝灣、滴哨溝灣一帶。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蒙古族學者郝斯琴女士撰文指出，“溝灣”就是河流的彎曲部分。因為薩拉烏蘇河由黃土高原進入鄂爾多斯高原東南洼地后，地面坡度和緩，河流變得彎彎曲曲，當地人們把河曲部分稱為“溝灣”，并對每個溝灣賦予不同的名稱?！盀场钡摹皽稀迸c“河”的“套”實際是一回事，蒙古語都稱“套?！保春恿鲝澢孟窀觳仓庾右粯?。所以大溝灣就是“小河套”，把“大溝灣人”叫成“河套人”完全可以，而把“河套人”改為“鄂爾多斯人”似無更多依據。（郝斯琴“‘河套人’的準確涵義”，《內蒙古社會科學》蒙文版2005年第2期）

    有的記者和網友說，“河套人”改“鄂爾多斯人”是當地人民的呼聲。我們也看到內蒙古《包頭網》上《史說包頭》就有“為此鄂爾多斯現(xiàn)代人覺得很冤，現(xiàn)在正在支持學術界將‘河套人’改為‘鄂爾多斯人’?！保ㄒ?/SPAN>http：//www8．tianya．cn/techfo-rum/content/260/540．shtml)我們?yōu)榇藢ｉT走訪了內蒙古政協(xié)原副主席、伊克昭盟原副盟長、《伊克昭盟志》1～6冊主修奇忠義先生。他一再說：“我不同意把‘河套人’改為‘鄂爾多斯人’。因為伊克昭盟蒙古語叫‘寶日套?！褪枪藕犹?。沒有錯，改什么？如果‘河套人’改名，那么‘山頂洞人’改不改？中小學課本改不改？”鄂爾多斯學研究會的蒙古族專家旺楚格說：《傳統(tǒng)鄂爾多斯婚禮》的祝頌詞中，多處出現(xiàn)“寶日套海高原是我的家鄉(xiāng)”，說明歷史上鄂爾多斯高原就是古河套。內蒙古大學原校長孫玉臻教授對筆者說，黃河的“河”是漢語，套海的“套”是蒙古語，這是兩種語言命名的珠聯(lián)璧合??！

     六、成吉思汗后裔奇忠義先生不同意改“河套人”為“鄂爾多斯人”

    近兩年來，以“鄂爾多斯人”取代“河套人”的“改名風”越刮越烈，表現(xiàn)有三：第一，鄂爾多斯市博物館負責同志專文指出：“鄂爾多斯與河套，在現(xiàn)代人們的地理概念中是兩個存在很大差別的地址，因此，按照學術界以發(fā)掘地命名的慣例，應該把‘河套人’正名為‘鄂爾多斯人’。這樣，不僅有利于今后對‘鄂爾多斯人及其文化’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同時也便于與國際學術界接軌，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混淆?！保顫擅?，“中西考古文化交流的結晶——鄂爾多斯人〔河套人〕——寫在鄂爾多斯人發(fā)現(xiàn)八十周年之際”，《鄂爾多斯文化》2004年第1期11～12頁）第二，2005年11月，由內蒙古文物局的領導主編、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草原寶藏——內蒙古重大文物考古發(fā)現(xiàn)紀實》一書，把1980年《化石》雜志登載的內蒙古考古學家汪宇平先生的《河套人是怎樣發(fā)現(xiàn)的》文章標題擅自改為《河套——鄂爾多斯人是怎樣發(fā)現(xiàn)的》，“紀實”變成了不實。第三，2004年秋，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的《河套人博物館》開幕，公開把“河套人”改為“鄂爾多斯人”。

    奇忠義先生是“一代天嬌”成吉思汗的34代嫡孫，博古通今，學養(yǎng)精深，德高望隆。他贈我們一本1999年由他編寫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鄂爾多斯四言長歌》。系看圖識字鄉(xiāng)土教材。不但史家手筆，言之鑿鑿；而且合轍押韻，瑯瑯上口。內有許多“河套即鄂爾多斯高原”的記載。如：“鄂爾多斯，天下聞名；河套先民，在此衍生。始皇滅趙，中原一統(tǒng)；命令蒙恬，率領大軍；入駐河套，稱新秦中?！背蓵?/SPAN>1994年的《伊克昭盟志》，共六冊。歷時10載，五易其稿，治史嚴謹，考證翔實。主編梁斌先生在內蒙古第三屆草原文化研討會上對我們說，《伊克昭盟志》資料選擇和結論認定，曾得到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北京民族文化宮圖書館、中國第一、第二歷史檔案館、內蒙古自治區(qū)圖書館、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內蒙古大學圖書館、內蒙古師范大學圖書館、內蒙古檔案館、內蒙古博物館、陜西省圖書館、山西省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青海省圖書館、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圖書館等單位學者專家的指導和支持?！兑量苏衙酥尽穼Α昂犹兹恕泵肮湃祟惢z址記載如下：“20年代以來，在盟境南部的薩拉烏蘇河流域烏審旗、鄂托克前旗境內的大溝灣一帶陸續(xù)發(fā)現(xiàn)挖掘了23塊古人類化石。古人類學界認定這是35000年以前生活在伊盟境內‘河套人’的化石。在盟境32處文化遺址中發(fā)掘出土的大量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的遺物，證實了‘河套人’的廣泛存在，反映了他們的生活情況。豐富的文化遺存說明他們已會制造石器、骨器、陶器，過定居生活，從事農業(yè)生產及畜牧狩獵活動?！薄耙量苏衙隧樦犹兹恕_鑿的歷史長河盤桓而下，經過三萬多年的勞動、生息，經過漫長的鐵與火的熔煉、磨礪，經過世世代代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創(chuàng)造的艱辛，塑造成20世紀80年代伊克昭盟的高大身驅，……”（《伊克昭盟志》現(xiàn)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冊第4～6頁）

    七、我國古人類學泰斗、中科院院士吳新智及古人類研究所高星博士明確表態(tài)：改名沒有意義

    2006年5月21日和6月2日，筆者之一電話采訪了“國際古跡—遺址保護協(xié)會”中國委員會執(zhí)委、“中國第四紀研究會”古人類—舊石器專業(yè)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高星博士。他講了四條意見：

    一、“河套人”是在我國發(fā)現(xiàn)的重要古人類化石，代表人類演化的一個重要階段，與山頂洞人類化石齊名，在新版《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及中小學教材中皆有提及，其學術價值舉世公認，“河套人”的命名被廣泛知曉、接受和使用?！昂犹兹恕奔捌渌诘乃_拉烏蘇遺址不僅屬于內蒙古，更屬于中國，屬于世界，是全人類的化石珍寶和文化遺產，因此涉及其更名、更改時代等問題一定要慎重。   

    二、“河套人”的命名最初由我國“古人類學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之父”裴文中院士提出。裴先生博聞多學，是享譽世界的學術權威。他首次在中文文獻中使用“河套人”一詞，以對應德日進最初使用的“Ordos Man”這一術語。德日進等按地質學概念中的鄂爾多斯高原、古陸、古海等含義在法文、英文文獻中使用“Ordos Man”一詞沒有錯；但裴老在認真考察該地區(qū)的歷史地理沿革后在中文文獻中使用“河套人”一詞，意義更明確、更貼切。自裴老提出“河套人”的術語后，包括賈蘭坡院士、吳汝康院士、吳新智院士等廣大學者一直使用，從未出現(xiàn)歧見，在國家文物保護系統(tǒng)的文件中也成為官方語言。應該說，西文文獻中的“Ordos Man”和中文文獻中的“河套人”并行不悖，不存在誰對誰錯的問題。只是“河套人”在中文中出現(xiàn)最早，按照生物命名法則，在中文中具有優(yōu)先權，即使有小不如意也是定案，不存在更改問題，況且本身無錯。完全可以這樣理解：“河套人”是“Ordos Man”在中文系統(tǒng)中的意譯和唯一合理地對應。對學術前輩要尊重，對歷史要尊重，對學術準則要尊重。

    三、其實“Ordos Man”、“河套人”、“山頂洞人”、“北京人”都不是正規(guī)的學術術語，都是俗稱。國際學術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摒棄這些俗稱，而采用更規(guī)范的術語。在現(xiàn)代學術體系中，“河套人”被稱為“薩拉烏蘇的晚期智人”或“晚期智人薩拉烏蘇種”更合適。更改已經過時的“俗名”，實在沒有意義。

    四、內蒙古文化廳、鄂爾多斯市和烏審旗的領導、同行到中科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商談聯(lián)合舉辦紀念薩拉烏蘇遺址發(fā)現(xiàn)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曾就“河套人”更名為“鄂爾多斯人”問題征求我們的意見，表現(xiàn)出地方政府謹慎、負責的態(tài)度。高星指出：“河套人”沒有錯，不存在“更正”、“正名”問題；學名的命名、使用和遺址時代的更改是學術行為，政府干預不合適；目前只有極個別學者提出更名的動議，絕大多數學者不予支持；將使用多年、廣泛接受的術語更改，會導致混亂，招致批評，徒勞無益。（“世界聞名的‘河套人’改為‘鄂爾多斯人’宜慎重”，《內蒙古日報》2006年6月8日）

    2006年8月12日，我國古人類學泰斗、中科院院士吳新智先生出席《薩拉烏蘇遺址國際學術研討會》作學術演講時，明確表示反對將“河套人”這一約定俗成的稱謂做無謂的更改。（見高星《在薩拉烏蘇遺址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總結講話》第4頁）鄂爾多斯市政府副市長袁慶中、安源同志也對筆者說，他們不同意改名。

    八、河套文化是一個大的區(qū)域文化體系，要克服狹隘的區(qū)域文化觀念

    至于黃慰文先生建議把“河套文化”改為“鄂爾多斯文化”，我們也不敢茍同。而是覺得沿用舊名，挖掘內涵，尊重科學，形成共識更好。我們認為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劉云山同志關于河套文化的論述高屋建瓴，視野開闊，更有利于我們以大中華、大歷史、大文化的眼光來研究、理解和深化河套文化。

    1981年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qū)系類型問題》一文中指出：“至于河套地區(qū)（包括晉西北與陜東北沿黃河一帶），如果從出土的青銅器看，它既有與中原青銅文化相似之處，也與西伯利亞的青銅文化（如斯基泰文化）有聯(lián)系，它正處于南北的通道上”。蘇老把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qū)由東向西分為（1）以昭烏達盟為中心的地區(qū)（注：今內蒙古赤峰和遼寧交界的地區(qū)）；（2）河套地區(qū)；（3）以隴東為中心的甘青寧地區(qū)，均屬于長城文化帶。他認為，“當時，人們以血緣為紐帶，并強固地維系在氏族、部落之中。這樣，不同的人們共同體遺留的物質文化遺存有其獨特的特征也是必然的。今天我們即可根據這些物質文化面貌的特征去區(qū)分不同的文化類型；同時，通過文化類型的劃分和文化內涵的深入了解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探索，以達到恢復歷史原貌的目的?！碧K秉琦先生說：“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我們的民族文化先從這里發(fā)展起來，然后向四處擴展。”（《文物》1981年第5期第15～16頁）

    “天下黃河十八灣”中最大灣經過的地區(qū)，古稱河套地區(qū)。形成的地域文化和流域文化，統(tǒng)稱河套文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劉云山同志，2005年聽完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關于河套文化藝術節(jié)的匯報后指出：“河套文化是一個大的區(qū)域文化體系，包括寧夏、內蒙古的土默特、鄂爾多斯一帶，要克服狹隘的區(qū)域文化觀念。河套文化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碰撞與交融的文化體系。要從農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文化、歷史的角度挖掘整合文化和歷史資源?！保ㄒ姾抡\之、郝松偉“論河套文化對黃河文化的貢獻”，《內蒙古史志》2005年第6期第11頁之援引）

    九、正確評價裴文中院士的歷史貢獻：愛我中華必須知我中華   

　　對“河套人”和“河套文化”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做出正確命名和譯名的裴文中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現(xiàn)代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中科院院士。1927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地質系，1935年留學法國，1937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在地質調查所、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任職。歷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古人類室主任、北大教授。所獲榮譽學銜有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會員，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史前學和原史協(xié)會常務理事，國際第四紀研究聯(lián)合會會員等，連1986年版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都承認他“對古人類學、考古學和第四紀地質學有卓越貢獻”。

　　黃慰文、董光榮兩位老師在斐文中院士生前發(fā)表的有關薩拉烏蘇文化的人類學成果中全部沿用“河套人”這個中文命名。在裴文中先生去世22年后的2004年，忽然改用70年前法國傳教士、博物學家桑志華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建議的“鄂爾多斯人”，并在中文文獻中第一次以“鄂爾多斯化石智人”相稱，在《人類學學報》第23卷增刊中發(fā)表了題為《鄂爾多斯化石智人的地層、年代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大作，聲明“今年適逢裴老誕辰100周年，我們謹以此文表示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他們一面說：“作為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的奠基人和中國第四紀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裴文中先生生前對薩拉烏蘇遺址傾注過不少心血。他不僅在一些不同時期發(fā)表的文章里討論過這個遺址，而且于1963年率隊赴現(xiàn)場考察，對薩拉烏蘇地層研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見。”一面毫不客氣地指出，裴在中文文獻里把“鄂爾多斯”“誤譯”成“河套”；“按今天通行的漢語拼音方案，‘Ordos’亦不應譯成‘河套’”；“應根據化石原研究者的本意用‘鄂爾多斯人’取代‘河套人’”?！翱紤]到‘河套人’譯名在中文出版物里已沿用多時，建議今后在一段過渡期內在新譯名后附加適當的說明，以避免可能出現(xiàn)的混亂?！蔽覀兝斫猓@段為了“紀念”的紀念，似乎是想說明裴文中先生既不通英文、法文，又不通漢語拼音，甚至把中國本土的地名搞錯了。這是對科學前輩的不尊重。我們所以要寫這篇關于河套人出自河套地的考證文章，并附上正確的1931年《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的解釋和1951年《河套人》一書的中外都公認的歷史地圖，就是想說明黃、董二位2004年的《薩拉烏蘇地理位置圖》把河套和河套平原混為一談是不準確、不完整、不應有的錯誤，外國可以不懂中國歷史、中國地理和中國的地名沿革，中國人不可以。請二位有時間翻閱一下1986年紅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傳》，第八章就記載著1937年9月，林伯渠遵照中國共產黨中央指示，擬定了《陜甘寧邊區(qū)改省計劃案》，提出將陜甘寧邊區(qū)改為“河套省”，下轄三省邊界地區(qū)45縣，把鄂爾多斯高原南部的陜甘寧邊區(qū)稱為“河套”，這就是上個世紀30年代真實的中國歷史和地名。

    事實證明：“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fā)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挥锌看罅康?、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恩格斯語）黑格爾說：“只有對習慣事物增進了理解，才能由‘識’轉而為‘知’，從舊相識進而成真相知?！弊鳛閷W者，作為長者，絕不可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贝嗽掚m古，但所言極是。在黃慰文老師的大聲質疑中，我們更看到了裴文中先生作為中科院院士的博學、嚴謹、愛國、務實、親民、創(chuàng)新。我們?yōu)榕嵛闹邢壬湴粒父玫貙W習老科學家的人品、學識、情操、抱負。黨中央領導同志1999年4月曾致信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祝賀他主持編寫的22卷本《中國通史》全部出版。信中說：“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財富。全黨全社會都應該重視對中國歷史的學習，特別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國歷史的基本知識，以使他們學習掌握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牢固樹立愛國主義精神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激勵他們?yōu)橹腥A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奉獻力量。”我們也希望在科學地普及中國歷史知識的過程中，樹立“愛我中華必須知我中華”的新觀念，使每一位中華兒女都能在重讀歷史的過程中，感受中國的偉大，先輩的崇高，文化的深厚，責任的重大，從中得到信心和力量。

（作者：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上海發(fā)展研究所研究員，《政協(xié)經濟論壇》執(zhí)行主編；郝松偉是其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