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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功憶述   趙之恒  王宏 整理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fā)動反共政變，以“清黨”為名，排除共產(chǎn)黨分子，共產(chǎn)黨員大量遭到開除和捕殺。國共兩黨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了。

在白色恐怖下，我們黨并沒有放棄斗爭。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jié)了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批判了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鞍似摺睍h以后，黨中央立即派出許多干部到各地傳達“八七”會議決議和指導工作。黨中央對綏遠地區(qū)工作非常重視，我記得先有鄭衛(wèi)華和辛璽兩位同志來到綏遠，他們與我聯(lián)系上后，詳細傳達了黨中央“八七”會議的精神，還介紹了大革命失敗后國內(nèi)政治、軍事等方面的情況。我向他們匯報了綏遠黨組織被破壞的情況。鄭衛(wèi)華和辛璽同志非常明確地指示，要迅速著手恢復、整頓、重建黨組織；建立秘密工作機關和秘密交通網(wǎng)，通過秘密系統(tǒng)，進行革命斗爭。同時要吸取教訓，注意抓槍桿子，進行武裝的革命戰(zhàn)勝武裝的反革命的斗爭。他們走后，又從北京派來一位姓段的同志，主要了解、調(diào)查綏遠地區(qū)黨的工作，聯(lián)絡失散的同志。我向他匯報了當?shù)氐那闆r，還陪他去了包頭、薩拉齊、托克托等地。

到了1927年10月，綏遠的政治形勢發(fā)生了變化，奉軍統(tǒng)治了綏遠，重新掛起五色旗，實行“有黨皆殺”的政策。這時不僅共產(chǎn)黨人不能公開活動，國民黨也處于非法地位，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受到限制。奉軍是外地人，人地兩生，對革命者的圍剿相應也放松了，這種情況對我們比較有利。恰巧這時隨國民軍西進的賈一中同志（后改名為李子光，曾任河北省農(nóng)業(yè)部部長，河南省省委常委、副省長）受黨組織的委派，由寧夏返回綏遠工作。不久，范建中也從河南回來。他們都是1926年入黨的黨員。

他們很快就找到了我，我將綏遠地區(qū)黨組織被破壞的情況和一些黨員的情況作了介紹。根據(jù)上級的指示精神和綏遠地區(qū)的情況，我們研究了斗爭形勢，決定組建中共綏遠特別支部（以下簡稱特支）。我擔任特支書記，賈一中任組織委員（公開身份是綏遠警備第一師司令部文書），范建中任宣傳委員，特支成員有惠志誠（常駐機關，負責日常工作）、陳國奇、李亮明。特支機關設在歸綏舊城巧爾氣召廟內(nèi)。

領導特支工作的上級黨組織是順直省委。我們是怎么和順直省委聯(lián)系上的呢？說來也巧，我們有個同志叫張啟煥，他是薩拉齊縣小巴拉蓋村人，大革命時期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張啟煥的大舅是當?shù)馗缋蠒念^目。張啟煥通過他大舅的關系，在奉軍陳德勝手下當了一名副官。張啟煥同志腦子靈活、膽大心細，他利用晉軍撤走，奉軍接替的機會，喬裝成奉軍的高級軍官，將已被晉軍判決了死刑，準備在第二天執(zhí)行的楊曙曉（共產(chǎn)黨員，曾任綏遠黨務指導委員）從監(jiān)獄中營救了出來。楊曙曉同志回到北京找到了順直省委，與黨組織取得了聯(lián)系。

迫于當時的嚴峻形勢，由我與順直省委進行單線聯(lián)系。聯(lián)系方式，主要是通過郵局的信件傳遞。通信地址有兩個，一個是三官廟街我父親的家；另一個是賈一中同志住處——在舊城北門外同和軒燒麥館旁的一家雜貨鋪。因為彼此信函的內(nèi)容都是關于工作的情況，不允許有絲毫的泄露，所以我每次寫信，先用小楷毛筆在信紙上寫些無關緊要的家常話，然后再用鋼筆沾上中藥五倍子泡出來的藥水，在毛筆字的空隙間寫秘密信。由于這樣小心、謹慎地工作，這方面沒有出什么問題。

特支成立后，我們召開了第一次支委會。會議確定特支的首要任務是了解大革命失敗后黨員的情況，聯(lián)絡失散的同志，恢復被破壞的黨組織。委員們進行了工作分工，我負責全面工作，并聯(lián)絡被國民黨通緝已隱蔽起來的歸綏黨員和鐵路工人中的黨員；賈一中同志除負責組織工作外，還了解包頭和臨河地區(qū)黨的組織情況，并進行聯(lián)系；范建中負責聯(lián)絡手工業(yè)工人中的黨員。平時，特支成員分散活動，定期和遇有重要的情況時，或在巧爾氣召廟，或在我家，或賈一中同志的住處召開會議、匯總情況、研究工作。經(jīng)過近5個月的艱苦工作，我們重新組建了歸綏城市黨支部和毛織工人黨支部、鐵路工人支部、包頭黨支部、臨河黨支部，30多名失散的共產(chǎn)黨員回到了黨組織的懷抱。

1928年4月，奉軍撤退，晉軍重新回到綏遠，國民黨又囂張起來。我因被通緝過，在當?shù)夭缓瞄_展工作，加之領導我們工作的順直省委在3月份被敵人破壞，我們和上級黨組織失掉了聯(lián)系。特支研究決定，派我出去尋找黨的組織關系。我的哥哥有個朋友，他認識駐察哈爾北地區(qū)游擊軍的一個連長。通過這個關系，我在游擊軍司令部弄到一個文書（上士）的職位。這個部隊是國民黨收編的原綏遠的土匪隊伍，成分很復雜，可以說是五花八門，什么人都有，我就以此為掩護，相機尋找黨的關系。

但是幾個月過去了，什么消息也沒有，我很著急，就以家中老父親有病為由，請假回歸綏。在張家口火車站，正好碰上在此轉(zhuǎn)車的賈一中同志。我離開歸綏后，賈一中同志代理特支書記。見面后，賈一中同志問我：“建功，你這是干什么去呀？”我說：“我在這里好幾個月了，上級黨組織的關系一直聯(lián)系不上，待不住，只好回去?！?SPAN lang=EN-US>

賈一中同志聽我說要回歸綏，他十分著急地說：“綏遠形勢十分緊張，你暫時不能回去，回去帶害呀！我現(xiàn)在就是去北平尋找黨組織的，等我接上關系后你再回來?！蓖瑫r，賈一中同志告訴我，他臨走前，把特支工作交代給了范建中。

可范建中在賈一中離開不久，就出了問題。范建中的父親是清末的秀才，范建中是家中的獨苗，衣食無憂。他參加革命是一時的心血來潮。我和賈一中出來尋找黨的關系，負責特支工作的范建中就沒了主心骨，在國民黨右派分子反共的叫囂聲中，他整天像丟了魂似的。他的父親原本就反對兒子參加什么黨派，更不愿讓兒子冒政治風險。再加上范建中的同學焦守顯，是國民黨省黨部的執(zhí)行委員，時常對范建中進行拉攏和威脅。這樣里外夾攻，范建中很快自首叛變了。除臨河黨支部、包頭黨支部、鐵路工人黨支部是由我和賈一中同志單線聯(lián)系外，綏遠特支及下設的城市黨支部和毛織工人黨支部都被他出賣了。不少黨員被國民黨抓捕入獄，有的也叛變了革命。

1929年初，我所在的部隊開到察北商都，在那里被改編成國民黨的正規(guī)部隊——國民黨中央騎兵第二師，人員大批調(diào)換，國民黨派來不少特工人員充斥其中，我無法在部隊里開展工作，隱蔽也有了困難，這年2月我離開了部隊，返回歸綏。幾天后，由于范建中的出賣我也被捕了。同年3月，賈一中也在歸綏被捕。綏遠特別支部被敵人徹底破壞。

中共綏遠特別支部雖然僅僅存在了一年的時間，但它是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綏遠地區(qū)最早成立的共產(chǎn)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特支把失散的共產(chǎn)黨員聯(lián)絡和組織起來，組建和恢復了5個基層支部，領導黨員，依靠群眾，堅持革命斗爭，為綏遠地區(qū)黨組織的恢復與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她的意義和影響是深遠的。

王建功簡介

王建功，政協(xié)原副主席。1925年參加革命，1925年10月赴廣州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1926年3月成為毛澤東主辦的廣州第六期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并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26年9月，受黨的委派，以農(nóng)民運動特派員的身份返回綏遠，在歸綏一帶開展農(nóng)運工作和黨組織的發(fā)展工作，組織參加了震撼塞外的“孤魂灘起義”。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集團叛變革命，王建功在中共順直省委的領導下，成為建立內(nèi)蒙古西部地區(qū)黨的組織——綏遠特別支部的領導人之一。

（摘自《內(nèi)蒙古日報》2011.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