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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坐落在山水環(huán)繞、草木豐美的土默川平原上，背靠大青山，南臨大黑河、小黑河。在西南約八十公里處是滔滔滾滾馳名世界的黃河，它從西來，向南去，在這個平原的一角奏著洪流九曲中的塞外一曲，使呼和浩特的山川形勢更加壯觀?？墒窃诳茖W技術極其不發(fā)達的舊中國，雖然呼和浩特地理環(huán)境優(yōu)越，人民群眾卻無法利用，往往守著黃河、大黑河、小黑河，還要嘗食旱災的苦果。有時，由于陰雨連綿，造成河水泛濫，使人民群眾飽受水患的危害。另外，風災、雹災、霜災、蟲災、疾病、兵荒匪亂加上苛捐雜稅等種種天災人禍，使呼和浩特廣大群眾熬過了天災，熬不過人禍，躲過了人禍，又躲不過天災，許多人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常常處在饑寒交迫、水深火熱的困境中。民國18年呼和浩特的災荒就反映了這種情景。

據《綏遠通志稿》載：民國元年8月，陰雨使黑河水漲出岸，使得沿黑河坐落的24個村莊全部被淹。民國5年的春天，一場大風把白天吹得不見天日，呼和浩特一帶村莊里，農具被掀上天，碌碡被刮出幾里外，牛、羊群被吹得找不回家，損失不可勝計。民國6年9月，發(fā)于東三省的黑死?。ㄊ笠撸涍^北京，傳入呼和浩特。這種病傳染快、發(fā)病急，很快從城里蔓延到鄉(xiāng)村。到11月仍不下雪，天氣冷一陣熱一陣，更利于病菌繁殖、擴散。因此，這年年底竟使火車無法運行，呼和浩特的交通一度斷絕。這場病災一直到民國7年3月才熄滅。慘狀前所未有，“往往全家僅余幼兒一人，親友不敢收容，聽其凍餓而死。死者尸體縱橫，窮鄉(xiāng)僻壤，有延至數月，尚未掩埋者”。

民國15年春夏，“全境苦旱，田稼多枯”，同時又出現了戰(zhàn)亂。戰(zhàn)事在奉系、直系、晉系等軍閥組成的軍閥聯軍與馮玉祥的國民軍之間展開。起因是由于南方的國民政府在1926年7月誓師北伐，北方的國民軍在遙相呼應，軍閥聯軍怕受到前后夾攻，就在這年8月份傾瀉全部力量壓迫駐守北京南口一帶的國民軍。國民軍在眾寡懸殊的形勢下，被迫于8月中旬從南口西撤，十萬敗軍路過呼和浩特，退到包頭以西的五原一帶。隨后，晉軍進入呼和浩特，到11月下旬，奉軍又取代晉軍。這些軍隊“稱兵構釁之時，又復到處搜刮……糧秣供給之煩，車駝征集之眾，財務損失之多，為從來所未有”。這年，在旱災、兵災的禍害下“遂成饑饉之歲”。

 民國16年，“民以無力備種，春耕大半停輟，夏復大旱，下種之田，秋收無望，又成饑年”?？墒墙椷h都統(tǒng)衙門不僅不體恤民情，反而通過丈地等手段，對農民進行敲骨吸髓的盤剝。3月28日清晨，在中共綏遠工委的組織和領導下，幾千市民、學生和工人在呼和浩特舊城南的孤魂灘，開“難民大會”，并進行游行示威。這就是呼和浩特歷史上有名的“孤魂灘事件”。

 民國17年春夏大風，旱情不減，農田又顆粒無收?！爸挟a已淪為赤貧，能自給者一村百無一二”，“逃亡鬻賣者踵相接焉”。這幅悲慘的畫面已經給民國18年罩上了一層陰影。

除了上述災荒，呼和浩特一帶的匪災也是令人聞而生栗的。民國初年后有號稱龍虎五大山的匪首，即：陳得勝（號虎臣）、張耀（號飛龍）、小金子（名金寶山），趙半吊（名青山）、郭禿子（名春山）、徐文標（號松山）、戴海源（號茂山）組成為害。這些土匪，活動規(guī)模大。他們攻城破縣，殺人放火，奸淫虜掠，無惡不作。他們還用“請財神”的辦法勒索錢財，導致許多人家家敗人亡。小股土匪三五成群，數不勝數，尤其遇上災年，更是遍地皆匪。這些小股土匪大多晝伏夜出，干些打家劫舍、攔路搶劫的勾當?！督椷h通志稿》就民國十五年的匪患有清楚的記載：“天久未雨，各縣大旱，民心惶惶，各處無賴輩，三五成群，持棍行劫，名曰不浪隊，明火搶劫，遍地皆是”。到了民國18年，土匪的活動就更頻繁猖獗了。

由于民國15年起災荒連年，有些綏遠地方人士不忍做壁上觀，組織了群眾救濟團體。隨后，綏遠省政府也成立了賑務機構。但是災情大，災民多，賑災物品少，另外有些負責賑災的官吏貪污中飽，這就使賑災活動有其名而無其實。民國十八年的災荒事實更可以告訴我們：在舊中國的災荒年景里，賑務機構根本解決不了廣大人民群眾凍餓交并的問題，人民群眾賴以生存的主要支柱只能是草根、樹皮、逃荒、要飯。

《綏遠通志稿》記載，民國18年1月14日上午，“歸綏、托克托、清水河各縣同時地震，以歸屬畢克齊鎮(zhèn)受災較重，……附近百里內，擺度甚大，為時約五分鐘始止。次日又震，連續(xù)二十余次”。這次地震的震中雖然不在呼和浩特，可是已經給呼和浩特帶來了不祥的開端。果真，從春天到夏天，順應了民國十五年以來的氣候，滴水未落。農民入地的籽種甚至是“以子易粟”換來的，可長出的苗卻因為干旱大部分枯死了。就在農民們感到收獲無望時，民國18年8月1日（陰歷五月）卻意外地“得雨尺余”。農民們趕緊抓住這一時機補種莊稼，又是苗剛長出來，就發(fā)起了汪洋大水。結果農民的希望全讓大水卷走了。這次大水是呼和浩特歷史上兩次較大的水災之一。民國十八年綏遠建設廳檔案中，歸綏縣縣長張錫馀在綏遠建設廳的水災情況報告中說：“8月1日夜，天降淫雨，徹夜不止，山洪暴漲……”。托縣等地向綏遠建設廳報告8月2日的水情說：“……平地皆水，民間墻倒屋塌，黑河又暴漲三尺余，一片汪洋，全成澤國”。大雨連下了五日夜，雨大引起山洪暴發(fā)、黃河決口，大、小黑河暴漲。因為呼和浩特地勢北高南低，山洪暴發(fā)，山水就順著呼和浩特的哈拉沁、紅山口、壩口子、烏素圖四條洪溝直接沖進呼和浩特。呼和浩特的水災之大可想而知。

水災給呼和浩特造成巨大損失。歸綏縣長張錫馀在發(fā)水的第一天，即8月2日，就歸綏縣政府附近的情況，向綏遠建設廳發(fā)了份快電：“山洪暴漲，河水澎湃，職府后馬維林家被水沖毀正房六間，馬棚三間，損失什物甚多。又民人王同鎖菜園地七，八畝亦被淹沒。上年小西街西口所修大木橋，橋下之柱沖涮欹斜，甲子橋東頭全行潰決。職府房屋墻壁坍塌十處”。接著，歸綏市公安局長卜兆瑞也向綏遠建設廳寫來報告，說：“竊查近日以來，陰雨連綿，山水爆發(fā)，職局前草橋，鈞廳旁甲子橋，均經沖毀……茲復查育嬰堂西原有淺河一道，每逢夏雨，山水多并此河下流，因水小勢緩，沿岸居民向未蒙受何等損失，此次大雨滂沱，連綿四晝夜，山水洪濤，勢甚猛烈，致將西岸居民的田地、樹木、房屋先后被水淹沒或沖塌……”。大水還把呼和浩特新城東城墻沖毀丈余。呼和浩特南部農村在發(fā)水時，由于“歸綏南境黑河合流改道，沿岸數十村，舉目汪洋，盡入水中，田禾蕩空，月余水退，腴田變?yōu)樯暗[……村民無所棲止，少入城乞食”。呼和浩特西部農村的水災情況，有當時歸綏縣西區(qū)所屬鐵帽村村主任杜發(fā)，將本村被水禍害的情況向綏遠建設廳做了較為詳細的匯報，我們從中可以窺見一斑。杜發(fā)的匯報說：“不幸于六月間（陰歷），淫雨連綿，洪水爆發(fā)，不但將田禾盡為淹沒，房屋亦相塌倒。真正福無雙至，禍不單來，旱災已去，水患復來，各處溝水暨黑河水已到，民村舉在一處，將舊有之壩全行刮毀，洪水一直進村，無法阻擋，將村內各戶住宅十刮九戶……”。

水災剛過去，中秋前后，又連續(xù)數日刮起大風，氣溫驟降，霜凍過早降臨，一都分幸免于水的田禾，終于沒有躲過風摧霜凍，致使呼和浩特在這年顆粒無收。

11月間，正值天寒地凍，龍虎五大山的魁首陳得勝聚集了五、六百匪徒，在歸綏、薩縣一帶任意搶掠。人民群眾本來在天災之下已經奄奄待斃，又不得不為逃避土匪而在冰天雪地里奔波，結果，“凍斃者極多”。

年底照例是討債收稅的關口，地主討債自不必說，僅綏遠省政府就通過種種苛捐雜稅，向無衣無食的人民征收4 254 000千元。這筆錢一沒有用來賑濟災民，二沒有用來建設城市、發(fā)展鄉(xiāng)村生產，而是拿出3 992 000千余元用在軍費開支上，占整個稅收的90%以上。

民國18年呼和浩特的災荒，一是承繼了民國15年以來的旱災，把呼和浩特的旱情推到高峰；二是旱災以外還有地震、水災、風災、霜災、匪災等，一樁接一樁，從年初一直到年底，三是災情重。立秋前發(fā)的大水，毀房毀地，甚至把呼和浩特周圍十幾個縣都變成了一片汪洋，致使全年顆粒無收。因此，民國18年的災荒是呼和浩特歷史上罕見的。     

災荒期間，呼和浩特的群眾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從民國十五年成“饑饉之歲”，鄉(xiāng)村饑民有能力有辦法的就紛紛往城里跑，這些饑民大多是投親靠友，后來，災荒連年，不僅本縣饑民，就連外縣也往往全村或聯合數村進入呼和浩特城內，人多到把街巷都堵塞的地步。綏遠賑務會對災荒以來呼和浩特的災民人數做了統(tǒng)計：

民國16年，歸綏縣災民總數83 127口。

民國17年，歸綏縣災民總數104 723口。

民國18年，歸綏縣災民總數106 710口。

災民人數年年有增無減。逃到城里的災民境況并好不到哪里。呼和浩特城內的奸商不放過任何漁利的機會，他們趁機哄抬糧價，民國17年的糧價已漲到小米斗價三元五、六角，面粉每斤在二角以上（銀元計算）。民國18年糧價又漲到小米斗價四元以上，白面每斤三角以上。災民們別說沒錢，就是有點錢，面對這高昂的糧價，也只有望糧興嘆了。災年里，不僅糧食價高，就連沙蓬草，綿蓬草也貴到每石五元。所以，就是以草為生，對于城市饑民也是非常困難的。既然買不起糧，吃不起草，乞討為生，又遍地災民，根本沒有要飯的地方。這樣，逼得許多災民不得不鬻妻鬻子，以求生路。因此，民國18年的人販子就發(fā)了財。據《綏遠通志稿》載，僅山西的人販子，半年就“鬻出婦女三千余，男女小孩千余”，使得平綏道上東行的客車，每天都有牽衣頓足的哭聲。不是夫妻離散，就是父子相別，令人慘不忍睹。

鄉(xiāng)村災民的生活同樣非常艱難。開始，鄉(xiāng)民們依靠麻籽、油渣、糠秕度日，漸漸吃完了，就有各村婦女帶頭，呼兒結伴，千百成群，到原野山谷間，剝柳皮、剜草根，撿食地里一切能充饑的東西，到后來，“煮草為食者人皆譽為上富”。一位家住黃合少的老人回憶當年的情景說：“那年開春，家家就斷了糧。我媽領著我到地里挖上年沒挖凈的山藥，那些山藥經過一冬一春的雪浸風吹，一個個變得黑紫爛旦。我媽拿個破草帽殼，她拾上點，我就要過來，磕磕山藥上的土就吃，餓得真啥也不顧了。我媽一晌午撿了五六帽殼殼，拿回家碾成面面，多對些水熬稀糊糊吃。糊糊熬開了，我著急地揭鍋蓋，那爛山藥熬出來的氣味，沖得我嘔吐了一陣。家里還沒錢買鹽，一家人就那么寡吃，反正能填住點肚子就行。熬過了春天，地上長起苦菜、沙蓬，日子還好將就些。可是到了秋天，一場大水把莊稼全給沖了。我們家實在沒辦法生活，就把我賣了。那年我們村七八歲，十幾歲的娃娃多賣出去了。大人們想的是，賣出去總能有口飯，比在家干餓著強”。黃合少的例子還不算特別典型。為了活命，捕麻雀、捉野鼠、割死人身上肉吃的比比皆是，甚至上吊自殺或服毒自殺被視為很平常的事。更不堪設想的是還有人吃人的事情。當時流傳著“外甥不敢登舅舅家的門”的順口溜，意思是外甥到了舅舅家，不是賣掉就會被吃掉，有去無回。

（呼市地方志辦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