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影像史學的新實踐——中國影像方志的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
王丹林
提要：影像史學的誕生，對歷史學乃至方志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影像方志的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是方志事業(yè)轉型的一個標志：一方面體現在方志記述載體的轉型，由紙介質轉為紙、磁、光、電多介質載體；另一方面體現在方志編纂和傳播形式的轉型。影像方志具有獨特的方志文化和影視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特征。影像方志形象、直觀、多元的傳播方式，突破了語言、文字、民族的邊界，增進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社會群體之間的交流與理解。中國影像方志的發(fā)展有了良好的開端，在今后的發(fā)展方向上需要規(guī)范管理，樹立中國影像方志品牌；通過科際融合，同襄共舉，用影視語言講好中國故事；繼承方志傳統(tǒng)，構筑影像方志理論和方法；以人為本，拍攝出接地氣的作品，將方志文化同影視文化相結合，打造精品影像方志。
關鍵詞：影像史學 影像方志 文化特征
“影像史學”（Historiophoty），是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1988年在《美國歷史學評論》上發(fā)表《書寫史學與影像史學》一文中首創(chuàng)的概念。他認為，影像史學是以視覺影像和影片的方式來傳達歷史以及對歷史的見解。臺灣學者周樑楷將海登·懷特的觀點引入中國后，譯為“影視史學”，并將影像史學的外延進一步擴大。他認為，凡是視覺影像，靜態(tài)平面的照相和圖畫，立體造型的雕塑、建筑、圖像等，從遠古的巖畫，到近代的攝影、電影、電視和數字化多媒體，都屬于影視史學研究的范疇。[1]復旦大學張廣智先后發(fā)表《影視史學：歷史學的新領域》[2]《重現歷史：再談影視史學》[3]《影視史學與書寫史學之異同》[4]3篇討論影視史學的文章，對影視史學展開系統(tǒng)研究。他指出，“一切視覺影像材料，倘能傳達某種歷史理念，在我看來，從寬泛的意義上而言，當是影視史學的題中之義”。姜萌則提出：“影視史學，主要由歷史紀錄片和歷史專題片組成……至于充斥熒屏的‘歷史劇’，并不是‘影視史學’的組成部分。”[5]
盡管對于影像史學的概念、研究范圍、邊界，學界目前仍存有不同認識，但毫無疑問的是，歷史學家開始正視影像與歷史的關系。影視史學在未來的發(fā)展，已然成為一種趨勢。“影像史學”這一概念的誕生，就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影像屬于史料的一種，二是影像是記錄歷史的新介質載體。數字技術發(fā)展到今天，用動態(tài)的影像來敘述、詮釋歷史，拓展了史料領域的新視野，開創(chuàng)了史學的新領域。影像史學的誕生，對歷史學乃至方志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影像方志的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是方志事業(yè)轉型的一個標志，是影像史學的新實踐。
本文所論影像方志，是指采用方志的敘事方式，運用多媒體技術攝制，以磁、光、電介質為載體，用數字信號將圖、文、音、像經編輯加工后記錄下來，以反映一地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影像文獻。其立體的藝術表現形式、賞心悅目的視聽效果、跨文化超時空的快捷傳播途徑，是對傳統(tǒng)紙介質方志的飛躍性轉型發(fā)展。至此，地方志不再僅僅是一本本紙質的圖書，而是在志書的基礎上，衍生出一幕幕生動鮮活的影像方志走進新時代。
一、中國影像方志創(chuàng)作歷程
早在1997年，時任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長李鐵映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呼吁：“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成果和手段來提高志書質量，開拓志書的新領域，比如可以出光盤版、音像版，也可以上網，來擴大志書的影響和使用。”[6]此后，全國各地將志書編纂與信息化建設接軌，開始出現音像方志，以音樂、解說、動靜結合的圖像，以及便于調閱瀏覽的界面和主體文字。這種音像方志增加了視聽效果，改變和豐富了紙質志書的表現力，賦予了方志新的藝術性。但是這種音像方志還是一種以紙質志書為基礎，同時發(fā)行多媒體光盤便于網上運行的數字方志軟件，這種數字方志內容基本上是以文字為主，音、像比例很小，甚至有的光盤版方志僅僅是文字圖片的刻錄和播放。限于信息技術的普及，公眾并不容易獲得，音像方志不成規(guī)模、不夠系統(tǒng)，其文獻價值和傳播功能并未得到充分體現。音像方志發(fā)展到動態(tài)的影像方志，歷經了質的飛躍。
（一）專題影像志開創(chuàng)影像志先河。21世紀初，伴隨著數字影像以高質量的音畫品質以及影音拍攝、制作，存儲設備的廣泛普及，影像成為許多行業(yè)、機構進行調查、科研的得力工具。越來越多的部門與媒體機構聯(lián)合啟動影像的記錄與典藏工作，并逐漸得到國家的重視，成為當代中國令人矚目的一項文化戰(zhàn)略。2007年，由文化部主導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中國節(jié)日影像志”，是我國第一次系統(tǒng)地對各地區(qū)、各民族現存的代表性傳統(tǒng)節(jié)日，包括廟會、歌會、祭典等，進行全面、深入、科學的研究，運用影視文化的手段進行系統(tǒng)整理與記錄。攝制《中國節(jié)日影像志》所做的有益探索和嘗試，開創(chuàng)了中國影像志先河。據統(tǒng)計，《中國節(jié)日影像志》原立項131個項目，2018年完成所有150個傳統(tǒng)節(jié)日的立項工作[7]，以影像志的形式存錄中國節(jié)日的風貌，展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2008年，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舉全國方志界之力，組織創(chuàng)作了10集專題紀錄片《方志中國》，在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影響甚廣。
（二）綜合性影像方志應運而生。國家層面影像志作品的拍攝與播放，引領地方自發(fā)性影像志制作的興起。各地借助媒體等平臺，大力弘揚方志文化。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地方志辦公室2010年率先推出《廣西建筑志》，之后又陸續(xù)推出《廣西之最》《廣西北部灣經濟區(qū)志》《廣西名勝志》《廣西節(jié)慶志》等一批特色志，采取將特色志的紙質版、電子版和影像版同時推出的舉措，擴大了特色志的影響。內蒙古自治區(qū)地方志辦公室與內蒙古廣播電視臺歷時4年，聯(lián)合拍攝錄制的13集大型史志紀錄片《方志內蒙古》，重點反映了內蒙古地區(qū)歷史文化和草原文化發(fā)展脈絡。此外，江蘇省常州市開展城市系列《常州老茶館》《常州大麻糕》《蘇東坡與前后北岸》等影像志拍攝，安徽黃山開拍《黃山影像志》，浙江開拍《浙江當代作家影像志》等。
2017年，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與黨中央電視臺合作，成功拍攝《中國影像方志》大型紀錄片。該項目以歷代地方志為基礎，在全國2300多個縣或縣級市展開拍攝，真實記錄中國縣級行政區(qū)域的文化風貌，運用現代影視手段，傳承方志文化、記錄當代中國。截至2018年10月7日，已在黨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累計播出121集，引起強烈反響。
《中國影像方志》采用志體橫排的方式謀篇布局。志者，記也。敘事結構模塊化，分為引言、地名記、歷史記、文化記、手工記、美食記、音律記、建筑記、創(chuàng)新記等類別，其中引言、地名記、后記是必選項，其他各記根據各縣情況，因地制宜，適當增刪。內容設置打破方志詳今略古、詳近略遠的編纂原則，當代記、產業(yè)記等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板塊比重不大，而地名記、歷史記、音律記、人物記、手工記、建筑記等占據較大分量，使得該片風格整體統(tǒng)一，同時地方特色獨具。這種模塊化的結構，在影像方志的傳播過程中也符合新媒體時代“微傳播”的理念。央視科教頻道將每一模塊單獨制成“微視頻”，多則七八分鐘，少則三四分鐘，重新排列組合，新設“不論在哪，最愛還是家鄉(xiāng)味”“來看看，這是咱老祖宗的手藝”“旅游達人看過來！山美水美我家最美”等專題。這一系列地域文化“微名片”，言簡意賅，適應了不同平臺的傳播需要，滿足了快時代、慢記錄、微傳播的需求。
（三）名鎮(zhèn)名村影像志同步發(fā)展?！吨袊跋穹街尽返牟シ牛谌珖饛娏曳错?。這是以縣級區(qū)域為空間的影像志，利用影像方志的手段反映鄉(xiāng)鎮(zhèn)村，呈現鄉(xiāng)村的人文地理、歷史脈絡、傳統(tǒng)民俗，傳播鄉(xiāng)村傳統(tǒng)文化基因，較之于拍攝縣級中國影像方志，更加方便快捷。自2015年中國名鎮(zhèn)志文化工程啟動之后，中國名村志文化工程隨即實施。與此同時，拍攝名鎮(zhèn)、名村系列影像志列入規(guī)劃。2017年4月，周莊率先啟動中國名鎮(zhèn)影像志拍攝。2018年1月，福建省地方志編委會聯(lián)合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啟動《中國影像方志·福建名鎮(zhèn)名村影像志》拍攝；2月，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下發(fā)《關于開展中國影像志·名鎮(zhèn)·名村系列影像志制作的通知》，對全國地方志系統(tǒng)拍攝名鎮(zhèn)、名村影像志的拍攝作出正式規(guī)劃；10月，《中國影像志·高碑店村》在北京開拍，通過影像志反映運河文化的滄桑變遷，凸顯首都文化的發(fā)展脈絡?！吨袊跋裰?middot;名鎮(zhèn)·名村》系列與中國名鎮(zhèn)名村志編纂同步發(fā)展，有別于縣級行政區(qū)域的《中國影像方志》，將集中展示國家級名鎮(zhèn)名村“眾生相”，從地方志的視角，以電視記錄的手法，對當地的人文歷史與山水名勝等進行全面梳理與展示，從而使歷史典故和珍貴資料通過影像方志形式活起來，通過更形象的記錄和更廣泛的傳播留下鄉(xiāng)音鄉(xiāng)俗鄉(xiāng)愁，弘揚鄉(xiāng)村歷史，延續(xù)鄉(xiāng)村文脈，促進方志文化更加繁榮發(fā)展。
二、中國影像方志文化特征
與傳統(tǒng)紙質志書相比，影像方志既有志體的共性，又有鮮明的個性，具有獨特的方志文化與影視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特征。
（一）影像方志具有客觀史學價值。如前文所述，影像方志是影視史學的新實踐，盡管借助影像來通俗、感性地建構、闡述歷史，但是它的首要原則仍是真實。可以說，符合歷史真實是判定影像方志史料價值的重要依據。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何蘇六對紀錄片與歷史的關系進行了解釋：“紀錄片與歷史之間有著本質性的相似，無論在客觀性、主觀性或者想象力等方面，還是在真實感與權威性方面，都有近似之處。只不過歷史是要將‘死’的過去復活成‘活生生的過去’，而紀錄片則要把活的現在不讓它死去。因此，每一部可以寫進歷史的紀錄片本身就應該是它所反映的那個時代某一方面的斷代史或橫斷面。”[8]
（二）無論是專題性的影像志，還是綜合性的影像方志，由于其教育、文化、藝術、科學和歷史價值，已形成國家文化戰(zhàn)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時，影像方志作為歷史與文明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時代特征尤為突出，解讀地情，發(fā)掘歷史智慧，對于保護和保存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文化傳承，具有不可替代的搶救性功能和重要的史學價值。影像方志在保護歷史的同時也在創(chuàng)造影像史學新的歷史。
（三）影像方志的視覺形象具有較強的藝術性。志書訴諸人的理性思維，而影像方志則是通過視、聽藝術等知覺的感官能力作用于大腦，以感受、直覺、移情、意會等方式進行知識傳播與觀念輸送。這種傳播路徑不僅能提供信息，還能夠激發(fā)受眾的情感或情緒變化，使之獲得更為豐富的視聽體驗，加深文化印象，獲得對人物與事件更接近歷史原貌的認知。
影像方志從根本上克服第一媒體文字版志書記述人物不見其人、不聞其聲，記述事件不見直觀場景的缺憾，廣泛運用第二媒體廣播的聲音、第三媒體的視覺影像、第四媒體的網絡信息交流，全方位再現歷史、傳播歷史。互聯(lián)網融合圖書報刊、廣播和電視等媒體傳播和通信，也融合大眾傳播、分眾傳播、組織傳播、個眾傳播等幾乎所有的介質傳播形態(tài)，讓方志不再是單一媒體的志書編纂，而是集合多媒體手段的影像藝術品創(chuàng)作。還通過蒙太奇手段，利用淡、化、劃、切、圈、掐、推、拉等聯(lián)接手法，將不同的節(jié)奏、不同的情緒、不同的畫面、不同的時空，在鏡頭間的排列、組合和聯(lián)接中，去蕪存菁地提煉生活，獲得原生態(tài)敘述，產生出連貫、跳躍、加強、減弱、排比、反襯等不同的藝術效果，并伴以音樂和解說，編者褒貶鮮明的主觀意志通過視覺沖擊和聽覺感染，展現得淋漓盡致。這個過程是對方志載體的一次革命，更是對方志編纂與傳播形式一種綜合性藝術創(chuàng)新。
（四）影像方志的創(chuàng)作具有全方位的開放性。志書所記載的信息具有較強的確定性，而構建影像方志的視聽素材因含有豐富的信息，表現得更為開放。影像方志超越單一的圖文闡釋模式，更強調由受眾進行富于個性的多義解讀，全方位體察社會文化的復雜性。如《中國影像志·周莊》通過對周莊的自然風光、歷史脈絡、文化傳承、古鎮(zhèn)保護、經濟發(fā)展等方面進行實景拍攝，取景覆蓋古鎮(zhèn)的民居建筑、古橋水巷、民風民俗、工藝制作、（沈）萬三文化等方面，通過口述歷史、影像記錄的方式擷取鮮活故事，專訪記錄周莊古鎮(zhèn)保護與旅游發(fā)展的多位決策者、建設者及相關專家學者，以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從個人的角度再現歷史的記憶和細節(jié)。這種用個人記憶的微末敘事還原本土語境，全方位收集分析周莊人的見解、感受和訴求，使得對搶救文化遺存、古鎮(zhèn)保護與旅游發(fā)展這一宏觀歷史事件的記錄，不僅有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分析，還有每一位參與者、親歷者自己的獨特體驗和認知，更能引起當地人群的情感歸屬和文化共鳴，又便于外地受眾對傳播內容的鑒賞與識別。這種影像敘事方式記錄價值就在于全方位的開放性。
（五）影像方志文化傳播具有清晰的具象性。
志書作為信息載體具有抽象性，對志書的閱讀理解建立在對文字的解讀思維轉換之上，否則難以直接獲得信息。影像方志則是一種具象的信息載體，所見即所得，將信息形象地傳遞給受眾，使其產生親聞親見之感。這種抽象與具象之間的異同，決定了影像方志比傳統(tǒng)志書具有更為直接的視聽體驗，由于視聽信息的具象性，它甚至可以突破語言、文字、民族的邊界，走向世界，作為一種廣域交流媒介，在不同文化背景與社會群體之間搭建交流和理解的橋梁。地域文化是當地人的精神起點與歸宿，它以地域化的個性存在，形成獨特的文化底蘊。影像方志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真實展現地域風情、人物、故事的整體畫卷與個體聚焦，將地域特征中最能夠讓人記憶、品味、追索、懷念的東西，原汁原味地撮錄在一起，直接叩擊受眾心靈，使得地域風情在受眾娛樂式體驗中產生強烈的文化共振和情感共鳴。無論是縣級行政區(qū)域的《中國影像方志》，還是《中國影像志·名鎮(zhèn)·名村》系列志，它們所呈現的具象性，組合形成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永不消失的鄉(xiāng)愁。這種鄉(xiāng)愁若用余光中的詩意闡釋，那就是：在未來，鄉(xiāng)愁是一集集影像方志，我在這頭，歷史在那頭。
三、中國影像方志發(fā)展思考
2017年5月，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lián)合印發(fā)《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fā)展改革規(guī)劃綱要》，明確提出：“實施國家記憶計劃，抓緊歷史文化記錄和保護，重點做好影像記錄、口述歷史、記憶整理等項目。”這個規(guī)劃為推進影像志指出明確的方向——“重點做好影像記錄”。影像方志已經有了“影像記錄”的良好開端，能否在藝術質量方面更上一層樓，關鍵在于方志編纂與影視攝制理念高度融合。編創(chuàng)人員既要埋首古籍，對一地方志了然于胸，諳熟歷史文化；又要穿越時空，走出書齋，深入田野，走街串巷，采風問道，感受鄉(xiāng)情，尋找歷史與現實的契合點，把影像方志創(chuàng)作得更加完美，推動影像方志健康發(fā)展。筆者以為，必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規(guī)范管理，樹立影像方志品牌。社會在轉型，方志亦在轉型?？僧斀穹街窘缣接懙氖枪ぷ鲗用娴霓D型，即從一本書主義轉向一項事業(yè)。中國影像方志正是地方志延伸開發(fā)利用的新途徑。這項工作要求人員隊伍必須專業(yè)化，攝制時間不可曠日持久，剪輯合成不可粗制濫造，經費投入必須一步到位，因此，中國影像方志的組織拍攝工作理應深入貫徹“一納入、八到位”，遵循“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機構組織實施，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申報批準、審查驗收制度，將影像方志工作納入各級地方志工作機構的管理范疇。當前中國影像方志尚在開創(chuàng)階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名曰志，而過于脫離方志者有之；名稱不統(tǒng)一者有之，有稱中國影像志、中國影像方志；也有以某一物、某一特色來代替影像方志之名，這些亟待規(guī)范管理。為加強品牌效應，應統(tǒng)一到“中國影像方志”名稱上來。為樹立品牌，健全制度，建議盡快出臺《中國影像方志攝制規(guī)范》，研發(fā)地方志數據庫的影、音、像資源檔案管理系統(tǒng)，做好影像方志的管理工作，為影像方志樹立信史形象，逐步將影像方志創(chuàng)作及管理納入法治軌道。
（二）科際融合，講好中國地情故事。
近年來，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與黨中央電視臺的合作開局良好。據央視科教頻道統(tǒng)計，截至2017年12月11日，《中國影像方志》第1季全網視頻播放次數總計超過2.15億，獨立訪問人數超過1.2億；微博話題閱讀量超過1.1億，實現了方志界與媒體的雙贏。“小荷才露尖尖角”，影像方志擁有如此多的受眾，充分展示了影像方志的魅力。影像方志的發(fā)展，通過豐富的手段對民族、民間、地域文化資源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和挖掘。方志所記錄的歷史人文、社會經濟、百姓生活是一座永不枯竭的富礦，如何把專業(yè)的方志轉化成百姓喜歡、媒體需要的社會故事，需要跨領域、跨學科、跨行業(yè)合作，需要資源搜集者、整理者、研究者，需要文本編著者、影視拍攝導演和制作者，把平面志書文字轉換成多媒體的影視故事，通過藝術的視角和影視的方式，轉化成廣大受眾喜聞樂見的史詩般的視頻節(jié)目。這項工作不是方志工作者能獨立完成的，也不是影視工作者能閉門造車完成的，需要多方科際融合，同襄共舉，才能創(chuàng)作出高品位的影像方志，講好中國故事。
（三）繼承傳統(tǒng)，構筑影像方志的理論和方法。影像方志不繼承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就不是志，不創(chuàng)作視覺形象就不是影像。因此，影像方志的編創(chuàng)要在繼承方志傳統(tǒng)的基礎上探索新的理論與方法。
一是要遵循方志的時代性。無論是貫通古今的通志，還是續(xù)修的斷代志，都有明確的時間特征，鮮明的時代性。當代人寫當代志，方志在地理、人文、歷史等部分因事上溯，更為重要的是要反映現狀。影像方志的拍攝要以尊重現實、注重變遷為記錄理念。影像方志具有珍藏歷史記憶、建構檔案資料的價值，要在真實的社會環(huán)境與歷史背景下，進行具有時代質感的影像記錄，放棄影像“復原重建”等文化矯飾行為，如實記錄與呈現特定時代中被拍攝對象的社會行為特征與文化變遷歷程。與注重靜態(tài)場景和典型特征的傳統(tǒng)紀錄片相比，當代影像方志更強調觀照動態(tài)的社會關系與具體情境中的文化現象。
二是要遵循方志真實性原則。忠實于真實的觀察與記錄，是影像方志創(chuàng)作必須堅守的基本原則。影像真實首先要求拍攝者不對錄制現場的人與事進行人為操控或誘導，確?，F場記錄的影像內容均為當地人客觀自主活動。在進行影像文本的剪輯過程中，編者也應盡量真實地還原現場情境，不以主觀立場扭曲影像所傳達的信息，更不能以建構典型文化事例為借口，將非同一時空發(fā)生的行為拼湊在一起，混淆拍攝對象的真實性。任何粉飾、虛假或貶損的成分，都會讓影像方志失去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三是要遵循方志地域性原則。地域性是方志的主要特征，地域文化和它賴以生存的地理環(huán)境、人文環(huán)境息息相關。影像方志重要的拍攝原則就是要遵守地界，采用地域的視角和特性，注意表現其賴以生存的文化空間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所反映的人和事要帶有獨特的地域氣息，將地方的小環(huán)境與國家的大環(huán)境通過影像方志的形式彼此聯(lián)結，反映不脫離時代背景的鮮活的地域歷史文化。
四是要遵循方志橫排縱述的體例結構。每一部影像方志要講述一地的前世今生，縱述一地獨有的、最具特色的風土人情、地域特點、風俗習慣、建筑美食，展現當地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代的傳承與發(fā)展，豐富的內容、龐大的體量，對影像方志的創(chuàng)作提出很高的要求，體式設計要吸納志書的體例結構，不是分期式整體縱述，而是遵循志體“事以類從，類為一志（篇）”，橫向設置卷篇，綱目體，整體結構模塊化，簡潔明了，主題突出，強化歷史符號感，讓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橫排縱述的影像方志，而不是尋常的依時而下的紀錄片。故在拍攝制作影像方志時，一定要以當地紙質志書為基礎，對當地的歷史人文、經濟社會全面了解和深入剖析，找準當地的特色與重點進行藝術升華再度創(chuàng)作，絕不能離開志書，另起爐灶，避實就虛，只有場面的渲染、風光的艷麗，而無歷史的厚重、文化的深邃。
（四）以人為本，拍攝接地氣的影像方志。
作為“自下而上看歷史”的新史學背景下催生的影像史學，民眾的參與是影像史學新實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人是社會的主體，影像方志必須接地氣，以人為本，才能確保鮮活生動、有吸引力。一方面，影像方志要遵循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構成，是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所以，影像方志要注意以地方人物為拍攝對象，注意反映這些人物的生活方式、所思所想。如《中國影像方志·新沂篇》里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徐州剪紙傳承人77歲的王桂英，她把自己眼中所見的一切，通過剪紙表達出來。在簡潔的色塊、優(yōu)雅的線條中，將牛羊成群、春耕夏收，乃至晾衣服、喝茶吃飯等鄉(xiāng)村日常生活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中國影像方志·玉龍篇》中“小東巴”和家政，每日必修的功課是用簡易的竹筆蘸上松煙墨，在東巴紙上鄭重地抄寫經文，用納西族最古老的書寫方式傳承東巴文化。這些“小人物”因地域文化的不同千差萬別，又因為中國人共同的文化傳承而異曲同工。他們匯集在一起，詮釋了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和中華文化的歷久彌新。謳歌勞動人民，書寫人民創(chuàng)造的歷史，是中國影像方志永恒的主題。
另一方面，由于數字影像技術的迅猛發(fā)展，影像拍攝與后期制作已不存在障礙，推動公眾影像方志創(chuàng)作與交流的社會動力也愈發(fā)澎湃。在新時代背景之下，影像方志的創(chuàng)作應鼓勵、引導大眾，調動廣泛的社會力量，聚沙成塔，積累內容豐富、視角多元的影音資料。2018年4月，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聯(lián)合廣東省委農辦、文明辦、教育廳、團省委、省學聯(lián)、南方報業(yè)傳媒集團組織開展“多彩鄉(xiāng)村情系故里”主題實踐活動，廣泛發(fā)動社會各方深入村落，用微視頻的方式記錄廣東鄉(xiāng)村風貌、鄉(xiāng)土風情的歷史傳承及在當代呈現的新特點，探尋古樸民風與普通百姓平淡生活中的深刻哲理，激發(fā)社會各界的熱忱參與。活動期間，共收到作品1446件，內容涉及全省21個地級以上市的1130多個村落，總時長2767分鐘。在為期6天的優(yōu)秀候選作品網絡投票活動中，吸引了42.8萬點擊率，共投票13.8萬次。讓每一位公眾都有機會讀解方志，并用影像來書寫自己眼中的歷史，影像方志作為一種歷史記錄方式，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從文字方志到影像方志的突破，從專題紀錄片到綜合立體地展現一定地域的方方面面，影像方志的攝制，是新時代地方志內容呈現形式的變革創(chuàng)新和拓展延伸，為強有力地推動方志事業(yè)轉型升級，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發(fā)揮著越來越深遠的作用。影像方志將更多地肩負起文化傳承與思想傳遞的莊嚴使命，成為記錄歷史文化、見證當代社會的文明檔案。
參考文獻：
[1]參見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999年第6期。
[2]張廣智：《影視史學：歷史學的新領域》，《學習與探索》1996年第6期。
[3]張廣智：《重現歷史——再談影視史學》，《學術研究》2000年第8期。
[4]張廣智：《影視史學與書寫史學之異同——三論影視史學》，《學習與探索》2002年第1期。
[5]姜萌：《通俗史學、大眾史學和公眾史學》，《史學理論研究》2010年第4期。
[6]李鐵映：《志書要提高質量重視使用》，《人民日報》1997年8月22日，第5版。
[7]參見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fā)展中心網站數據，2019年2月25日。
[8]何蘇六：《紀錄片的觀念》，《現代傳播》1994年第6期。
(本文原載《中國地方志》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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