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試論續(xù)志精品意識
李鐵映同志在全國地方志第三次工作會議上說：“我們的地方志工作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和條件，至少已有了近5000部志書，又有改革開放以來這么多的資料積累，還有了現代化的修志手段。既然基礎不同了，條件不同了，任務和要求也要有所不同。對于續(xù)修志書和新一輪的修志工作，在質量上應該有新的更高的要求，從一開始就把質量放在第一位。要把精品意識貫穿到工作的全過程和各個環(huán)節(jié)，一切工作都以出精品為纂修志書的基本精神，不要在數量和速度上做文章?！绷簽I久先生在《加強對地方志事業(yè)的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一文中（見《黑龍江史志》2002年第六期），提出“續(xù)志精品戰(zhàn)略”，把出精品這個基本精神提到戰(zhàn)略高度。筆者讀后認為，為實施精品戰(zhàn)略，必須把全面反映“三個代表”生要思想作為思維基點，并自覺增強幾種精品意識。
一、把全面反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思維基點。
“三個代表”生要思想也作為續(xù)志指導思想，寫進凡例第一條中。但作為思維基點，在書中予以全方位反映，卻先需要澄清一點模糊認識，因為有的認為“三個代表”是江澤民同志在2000年提出來的，這年未在斷限之內，或屬斷限之末，全面予以反映能做到的嗎？
上屆修通志，都明確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那么“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這個概念的提出和確立，有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等同志的領導地位，毛澤東的領導核心作用開始形成。逢1941年3月至1943年7月，先后有張如心、劉少奇在各寫出的文章中，提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1943年7月8日，王稼樣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1945年4月下旬開始如開的“七大”上，劉少奇所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稱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tǒng)一思想。”于此可知，毛澤東思想并非只是毛澤東一人之思想，是1935年以來，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革命的各種實踐，予以歸納和升華而成的理論體系。
2000年，江澤民視察廣東省高州市期間，提出“三個代表”這個概念，并在“七一”講話和“五卅一”講話中，全面闡述其內涵和辯證關系。與“毛澤東思想”同理，并不是提出以后才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而是改革開放以來，先后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改革開放各項實踐的歸納和升華。也正如科學這個概念其中一個涵義：是發(fā)現世界上已經存在的東西。1989年以來的飛速發(fā)展變化，更充分說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已成為立國之本、執(zhí)政之基、力量之源。續(xù)志斷限也恰是這重要思想形成并確立的階段。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務是指對社會的全面管理。反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是只在政治類編章，因為其實踐包括對自然的開發(fā)利用和保護，包括各種經濟建設，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設和文化建設，以及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所以在每個記述單元中，都要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實踐作為思維基點，在采擷與選用資料以及編撰行文等一系列工作中，都以其為指導。
二、使上屆實踐升華為理論指導的科學研究意識。
科學是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的客觀規(guī)律，是一種知識形態(tài)。它又是技術的歸納和升華，是實踐的抽象化、理論化，其功能是“是什么”“為什么”“能不能”。上屆修志中，許多同仁能自覺對傳統(tǒng)方志學進行研究，研究其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發(fā)現古舊時修志的思想和方法“是什么”“為什么”和“能不能”。進而對起碼是近百年來的客觀事物，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衡量，決定新方志“做什么”“怎么做”“做出來有什么用”，即創(chuàng)造纂修新方志的技術方法。
李鐵映同志說：“既然基礎不同了，條件不同了，任務和要求也要有所不同?！彼岢隽艘欢ǔ鼍返囊?，就應該繼往開來，更深一步對上屆修志的思想和方法再予細密研究。便能發(fā)現上部新方志“是什么”“為什么”和“能不能”，進而發(fā)明“做什么”“怎么做”和做出來有什么新的用處。這便是方志學和其他一切學科認識與實踐辯證邏輯關系。講續(xù)志精品意識，如此研究當是其他諸種意識之前提。
有副名聯(lián)：“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心似平原走馬易放難收。”方志學當然也是如此，如不與時俱進，仍照上部書的方法套編，一定不能適應已發(fā)生顯變的形勢事物，那就是退步。作為方志工作者，尤其是曾參與上屆修志的老者，就應該踏踏實實地反思，將上屆實踐的感性認識予以歸納和升華，成為與時俱進的新理論，進而使之演繹，具體化，實用化，發(fā)明出新的方法技術。如此便是“今朝續(xù)志，非同古事，與時俱進，探得新是”，形成方志學科體系的戰(zhàn)略性思考。老同仁們這樣做就一定“心似平原走馬易放難收”。如仍任主編、主筆，或當顧問、參謀，也就能有韜有略，或受顧而能過問，作參而有高謀。上屆雖也參與了但并未真正進入角色者，以及屬新手的，更應記取理論先異不足，以致“根底淺”、“腹中空”之教訓，切切實實虛心反思學習。
三、在研究學習基礎上，有膽有識，勇于創(chuàng)新意識。
出精品靠新思路新方法，創(chuàng)新意識是各種意識的總鑒。不妨再引錄一副名聯(lián)：“浮躁一分到處便招尤悔；因循二字從來誤盡英雄?！闭缋铊F映同志所說：“要以出精品作為纂修志書的基本箱神，不要在數量和速度上做文章。”就是要切忌“浮躁一分”和“因循二字”。上屆有的急于出書，固然精神可佳，但有的有點浮躁，并未真正進入角色，未對修志思想和實踐方法進行深入探究，只是很粗淺地知道方志是橫排豎寫，于是匆匆橫排出篇目，又匆匆豎寫起來。并不清楚這是“傲什么” “怎么做” “做出來有什么用”?！懊^過河”，但并不曉石頭的大小和多少，更不曉其位置和深淺時時在變化，就難免溺水之險。所以有的書硬傷很多，軟傷更比比皆是，出書后不免尤悔，在上屆后期不得已而返工重修，也有的列入新一輪中重修通志計劃。
新一輪修志，因為時代與地方特點大變，一定要記取上屆教訓，切不可因循上屆舊路，必須再度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的思路方法，各部類篇章不會相同，如總覽全書的概述，上部書多是分五個層次：勾勒地方主要特點，交待各業(yè)網絡結構，描清事物發(fā)展脈絡，指出存在主要矛盾，策論發(fā)展前進方略。續(xù)志就不宜照套，理由是：上部書是貫通歷史長河，自有積淀己很久的地方特點，和長期小農經濟和計劃經濟形成的閉鎖性網絡結構，且因為長河之水時東時西，時緩時急，形成的脈絡曲曲折折又粗粗細細，所以都用大量筆墨予以展現。這類歷史特點在當代已經淡化或基本失去，改革開放使各地方互通互補，閉鎖性結構已被打破。講新特點，主要是在一定地域之內，相鄰地方的差異。所以第一、第二層次不會有那么多內容。第三層次卻有極為豐富的內容，新事多多，好事多多，新矛盾困難也多多，但新事好事與新矛盾困難同在，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約，就不太必要將矛盾困難獨作一個層次。如此，基本上是兩種內容，一是充分說明發(fā)展變化，展示各類輝煌成就：二是明示主要矛盾困難，策論繼續(xù)改革方略。再者，因為就是經濟社會全面發(fā)展這一條線，題名《發(fā)展變化述略》更為貼切。
全書唯一縱線的大事記也有創(chuàng)新必要。有的曾表示不再設大事記，理由一是斷限短，大事屈指可數：二是只一條主線，無所謂“變古”與“非?！?。這種設想很帶片面性。近10余年中的深度改革就屬大變古，許多新事物當然非常，而且有許多看似小事，但屬“意有所示”或“后有所因”，如引進一項先進科技，當時還未顯大效益，但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生命力很強。所以，大事記非但不可無，而且大有新意，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去衡量，堅持一個“精”字。在方法上，上屆有年份與事物類別條數均等說?實際是錯誤的。在經濟社會全面發(fā)展這條主線上，各年份大事絕不均等，應該顯見年份特點。再者，上屆多 是編年體，是因為事物發(fā)展變化周期長。而近10余年中，各種大事都呈飛動狀態(tài)，開始不久即顯見效益，所以應該全用或多用敘事本末體。不要再記成散而平的流水賬。另外，還可使其有索引功能。
篇目設置也要有新的思維?上屆修志篇目大多雷同，但當代事物結構甚至其名稱大有變化，如先設條目，不會離開上部書的影子，先命題后作文己不適宜。正確的方法是依資料內容而命題。如此，再出的數千部志書，篇目就不會雷同，一定各具特點。所有篇章各有創(chuàng)新文章可做，不再贅舉他例。
四、明確方志功能，尤其是增強資治輔政功能意識。
這是創(chuàng)新的一個重要視角，是精品志書之內核。地方志一向講具存史、資治與教化功能，至近代與當代，又有交流、開放功能，有了現代化修志手段，逐漸使志書實現網絡化，更是交流、開放功能方便，快捷的手段。練觀這五種功能，存史為前提，具體則是那四種，其中資治是古舊方志監(jiān)修官和纂修人的主要宗旨，新方志應予繼承和發(fā)展。古舊地方志被視為“資治之書”“輔政之書”，明代有人提出：“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闭聦W誠強調居官者“以示觀美。將求其實用?！彼灾h們多把修志作為一件大事，即“知縣任內三件事：收賦、斷案、修縣志?！边€有知縣“三修“說，即修城、修廟、修縣志。在知縣們監(jiān)修的縣志中，經濟內容如鳳毛麟角，唯賦稅記得特細。主要是田地稅，記耕地數量精確到畝以下六位小數，即分，厘、毫、絲、忽、微。一微土地多大面積?是6．67平方厘米，相當半個火柴盒！涉及國家主權是寸土必爭，涉及賦稅是寸土必征，“爭”與“征”這兩個同音字都是政治事項，可見古舊縣志記稅務實屬施政之需。
上屆所修新志，記述了大量屬于政治的經驗和教訓。關于改革開放的功能則不明顯，因為斷限末尾數年屬新長征的起步，好比萬米和馬拉松賽跑，起跑之快慢并無所謂，決定勝負是靠長途中身體耐力和頭腦支配力。而近10余年與起步那一剎那大不相同，取得空前輝煌成就，有了大量寶貴經驗，但也出現許多新的矛盾，遇到新的挑戰(zhàn)。所以說續(xù)志大有具資治輔政功能的內容可記，應該強化這種意識。
體現資治輔政功能，并非只是政治部類。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務泛指對自然、經濟、文化、社會一切事項的管理，公務員就是社會管理員，各篇章編撰都要有為公務員提供參考的意識。
在發(fā)展變化述略中，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思維基點，加大策論繼續(xù)改革方略成分，使之述而有作，作出新知高見。還有各編章的綜述，上屆只是本編章所記事物主提要綜合，卻綜而未述，續(xù)志中則應也含述的成分。在各大小記述單元中，也應該圍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寓議于敘。如此全書中既有宏觀性策論，又有分述，還有微觀性小議，自然就在廣度與深度上增強了資治輔政功能，對許多事物的客觀記敘，本身就有資治輔政功能。如記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發(fā)展變化狀況，有利于開發(fā)利用和管理運籌決策。選錄各界人士的重要進言獻策，還有杜情民意、街談巷議等也是資治輔政價值不可低估的資料。
再者，資治輔政并非只是對官而言，官也是百姓，只是在一定任期內擔負公務責任。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也有監(jiān)督和參政議政責任，廣大平民百姓都有權力和義務管理社會事物。
五、“大事則書”，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尺精選資料意識。
這也是出精品的重要條件。宋代徐無竟所論“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后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舌”，今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去分析認識，從出精品出發(fā)，仍然能夠成立，前三者很明顯，當代改革開放力度很大，就是變古，就是非常，從后兩者看，有許多新事物開始發(fā)生在一個單位甚至一個家庭成員中，人尚不注意，但能予示事物發(fā)展變化的大方向，有“三個代表”功能，便是“意有所示、后有所因”。
按毛澤東哲學思想分析研究徐無黨的“大事則書”，便是個性與共性相統(tǒng)一的典型事物。毛澤東提出的“解剖麻雀“法，就是典型調查方法，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麻雀雖小，卻肝膽俱全，所以要了解麻雀的機體構造特性，只需解剖一兩只麻雀，而不用分析每只麻雀。認識矛盾的特殊性是認識矛盾的基礎，能找到解決矛盾的普遍方法。
續(xù)志志當代，各類事物記憶猶新，甚至歷歷在目，這種情況既為利但也可能是弊。論其利在于親歷親見或親闖，對事物在社會生活中位置，對社會發(fā)展變化起的作用，比較清楚，選用起來能得心應手?恰到好處。論其弊也在于“三親”，但僅限于耳目之淺薄感覺，缺乏對其性質、功能的研究，未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思維基點，于是不分大小輕重，凡事必記，有聞必錄，把“非此五者”的也塞進志書，使斷限僅10余年甚至不足10年的一部志書，又是一二百萬言，書呈厚重，卻可能是精品意識淡薄的產物。
六、正視并敢于觸及主要矛盾，反映百姓的憂患并警示意識。
這是強化資治與教化功能意識的一個切入點。必須堅持一條原則：堅持奏響社會發(fā)展變化的主旋律，濃墨重彩地表述輝煌成就，也不回避客觀存在已成廣大百姓“熱門話題”的主要矛盾和困難。反映主要矛盾和困難，自在運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新的思維和方法予以解決和克服，創(chuàng)造新的輝煌，建設全面小康社會。
舊方志多不記社會主要矛盾，尤其不記官場腐敗。當時一些學者并不認同那種做法。李泰芬校閱一部志稿后，明確指出方志的實用在于輔政，要求增加記述貪官污吏的劣跡。賈恩紱在其主纂的一部縣志中，先用按語方式表述其觀點：“志于職官善惡并著!有褒無貶用意雖厚，然有玷官箴者無所忌憚，勸懲之志荒矣?！彪S之補記了幾名貪圖私利之官。唐代劉知幾明言：“以褒貶為宗，余者皆為枝贅?！币馑籍斎皇且絮r明的褒貶意識，不見是非觀念的文字屬于“枝贅”，應予砍削。如上所述本是無需爭議的。陶淵明筆下的“桃源”，那是他想象的世外一小塊凈土，而世內得有許多官率民去清除灰塵垃圾。方志展示灰塵垃圾所在，是希望或告誡地方官與百姓去積極清除。
當代面臨的主要矛盾困難，包括自然與經濟方面，也包括政治，文化與道德方面。關于自然資源，由于掠奪性開發(fā)，山川面貌遭破壞的并不很少。加之洪水、沙塵暴的肆虐，一些國土資源失去郁郁蔥蔥原貌，動植物生態(tài)失去平衡。還有城鄉(xiāng)皆有的水、土、空氣等環(huán)境污染，都使廣大百姓產生憂患意識。
改革正處在新舊體制更替階段，經濟成分結構與管理模式，以及就業(yè)和分配途徑多元化，各種矛盾相互交織，也發(fā)生一些摩擦沖突。故有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在建立之中，社會還未能把各類事物統(tǒng)納入規(guī)范軌道，對一些鉆空子的失范行為，尚難及時有效制止，在這個背景下，所以出現較嚴重的腐敗現象和其他流弊惡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已進入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治安問題多，工礦、交通事故頻發(fā)，還有一些道德敗壞行為，以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年下滑，下崗職工再就業(yè)難等，都已成為反映公眾憂患并警示意識的熱門話題。黨中央領導和確在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地方官，也有這種或那種憂患意識，在寫文章或講話中，經常就某問題向公眾表述憂患意識，發(fā)出警示性吶喊。
續(xù)志中反映這類問題，確有思想障礙，如已有人發(fā)文直言：“記成績，掌權人喜上眉梢，若記缺點和問題則很不容易，他們不同意就不能定稿出書。”其實哪位掌權人也不敢說他掌權之地不存在大矛盾困難，不敢說無有那些熱門話題．志書中如實反映，確在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明智者不會責難編者，不太明智者也無理可講。對只謀私利而不肯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者則是舉鞭重撻。
解決編撰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障礙，還要靠指導功能的史志期刊，編寫發(fā)表文稿不該回避這類問題?！吨袊胤街尽吩骶幹T葛計先生在一次致筆者的信中曾言：“對人人關心的熱點事物，不敢正視，不敢觸及，志人的良心安在?志書的價值何存?”敢于正視矛盾，指陳時弊，正是對社會發(fā)展前進愛的深抗，愛的升華。歷史從無私心，俯仰不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 (《孟子·盡心上》中：“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薄洞呵铩纺茉H于文字之中，后人稱“春秋筆法”。)
七、繼續(xù)體現內容的社會性，明確新方志是官書更是民書意識。
古舊方志因為是純之又純?yōu)楣偎?，所以讀者面極窄。己出新方志大不同于舊方志，表述對象是推動歷史發(fā)展變化的人民群眾，內容廣而又廣，所以身份為民比身份為官的讀者多之又多，這實在是可喜的社會性變化。續(xù)志纂修應再明確并加重社會性意識。
因為深度改革，社會大轉型，每一類每一件事物，百姓都是參與者，都有所感知，所以應該面向所有居民，盡力消除部門志痕跡。如上屆所修的科技分志，基本上屬于部門志，僅限于政府科技管理機構顧及的有限的工作。而近10余年，科學技術發(fā)展最為迅速，覆蓋面包括自然、經濟、政務、文化等所有方面，廣大居民無一不享先進科技之福，充分證明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個英明論斷，就是非常突出的社會性，必須全方位反映這個特點；再如科學研究，上屆所修縣(市)志中部沒這方面內容，原因是沒設研究機構。可以肯定地講，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科學研究，原始人類利用石器，就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并服務手生活的科研成果?？茖W不僅是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當代小地方上雖沒研究機構，但自覺或不自覺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實在多得很，都在研究社會大轉型的萬千事物。在處處皆有大大小小的“新聊齋”里，總有人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什么”“為什么”和“能不能”。對國際形勢亦然。聊民并沒意識到這也屬科學研究，但志人應子肯定并高看?廣大。人民群眾如此研究，價值非同尋常。各種觀念形態(tài)也隨著社會轉型在發(fā)生變化，涉及每一個有頭腦思維活動的人。應把各種觀念形態(tài)變化這個社會性現象也在續(xù)志中用恰當方法反映出來。因為觀念形態(tài)是行動作為的內因，記述內因是所記事物層次的深化，各類事例都能說明，方志既有官書性，于今更有社會性。
八、“事本飛動”，要有與其適應的“史筆飛動“意識。
清末變法維新思想家梁啟超，也是方志學家。他曾講“事本飛動，而文章呆板，人將不愿看，若看亦昏昏欲睡?！敝鲝垺笆饭P飛動”：達到“使看的人要哭則哭，要笑則笑”的效果。這個論點并非只就單純文采美而言，更是就事物變化本身具有的素質美而言。事物發(fā)展變化本來是起起伏伏的跳動狀態(tài)，如寫得呆呆板板， “人將不愿看，若看也昏昏欲睡”。
當代事物總體特征便是飛動，是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真正大躍進。飛動事例舉不勝舉，如上年還是“搖把子”電話，而且數量極少，下年便變成程控電話，而且迅即普遍應用，我國還成了世界上手機最多的國家。至2002年，許多大學生有手機，于是好事又出現魚面效應，即課堂上手機信號公害。2001年，大學只有辦公教學和科研用的電腦，翌年多數學生自己也有了。
關于飛動運筆方法試舉數例：發(fā)展變化述略不再搞成全而又全的“大拼盤”，也略去一些事物的漸變過程，只記象征性大變事物。
前述創(chuàng)新意識中所舉大事記寫法，不用或盡量少用編年體．只用或盡量多用記事本末體，道理也在于此，自始至終時間短暫，具飛動特點的才算大事。
記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不要流水賬式記開會部署、思想動員、各方協(xié)商，以及投標拍賣等程式化內容只記改制前是什么樣子，改制后是什么樣子。
在農業(yè)篇章，上部節(jié)都有農用機具單元，記傳統(tǒng)農具由全至少漸變長過程。續(xù)志則不必續(xù)記由少到無的過程，只設農業(yè)機械化單元，記“化”到什么程度。
記科學技術，運用飛動之筆更為明顯，只記反映先進生產力發(fā)展要求的高新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和推廣應用，以及高科技產業(yè)與其產品。不再如上屆記一般性的技術改良。還有公務科技，即智能網絡化辦公系統(tǒng)，就是瞬間飛動而來的嶄新事物。
居民生活狀況之飛動人人有深刻感知，下再如上屆細之又細地記衣食住行等從水平很低到過得較好那些漸變，而把準高水平生活消費，較細地記，再與一般的進行比較，反映出差距。
多數篇章需有許多數據，但不宜求全，只記反映具有典型性飛動特點的。如不然：還苛求其全，會把飛動特點淹沒，也難免假錯。志書是反映社會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的科學，并不是一本報賬單。
總之，“文似看山不喜平“，不記那平之又平，讀者自會明白的漸變過程。況且當代大多事物并沒那平之又干的漸變，記飛動性突變，也正是當代時代特點與地方特點的同一性。
摘自《內蒙古史志》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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