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不通古今之變則無以言通史（一）
通史與斷代史是歷史撰述的兩種主要形式，而有關通史與斷代史認識之分歧，由來已久。在漢代，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司馬遷，撰寫了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敘述自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之時的中國歷史。班固不贊成《史記》有關漢代歷史的處置，在他看來，“漢紹堯運，以建帝業(yè)，至于六世”，司馬遷將其“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未能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班固所撰《漢書》斷漢為史，“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以彰顯漢代“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后漢書》卷40下《班彪列傳》附《班固傳》），成為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陜西省韓城市司馬遷祠 資料圖片
此后，學者或重通史編纂或主張斷代為史，莫衷一是，馬班優(yōu)劣，聚訟紛紜。劉知幾推崇斷代史，反對通史，指責通史“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史通》卷1《六家》）。鄭樵則主張通史，抨擊斷代史。其表彰司馬遷深諳“會通之旨”，能“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指責班固“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遂使“會通之道，自此失矣”。同時，對揚班抑馬的史家提出批評。“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章學誠倡導撰述通史，一方面通過對鄭樵所提出的“通史之義”的闡發(fā)，提煉出“通史家風”這一概念。另一方面針對劉知幾所謂通史類史書“事罕異文，語饒重出”之說，指出“史書因襲相沿，無妨并見；專門之業(yè)，別具心裁，不嫌貌似”，通史之可貴在于“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并提出通史編纂有六便二長（《文史通義》卷4《釋通》）。綜觀學者有關通史、斷代史的論爭，不難發(fā)現，這種論辯反映出史家撰述旨趣與考察歷史視野的差別。旨在“通古今之變”的史家，著眼于會通，因而主張撰寫通史；屬意于“包舉一代”的史家，重在綜一代之興廢，故要求斷代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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