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敖漢——《國歌》發(fā)源地”考證
“敖漢——《國歌》發(fā)源地”考證
李向林 劉生林 石柏令
內容提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核心素材是從敖漢流出的，這既有事件親身經歷者的講述，也有史料的印證，同時還有爭議者觀點的反證以及媒體的佐證。田漢、聶耳把《義勇軍誓詞歌》的詞、曲核心素材進行創(chuàng)新結合，創(chuàng)作出了唱響世界的《義勇軍進行曲》。打造好國歌文化平臺，對敖漢、對赤峰甚至對整個內蒙古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們必須下大力氣抓緊研究，爭取“名分”，打造平臺。
關鍵詞：敖漢 國歌 發(fā)源地 考證
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創(chuàng)作源頭，過去人們只知道：國歌原名《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專門為上海電通公司拍攝的故事片《風云兒女》所做的主題歌。但是，這樣重大的藝術創(chuàng)作成果不可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那么，《義勇軍進行曲》的創(chuàng)作源頭究竟是在哪兒呢？經過艱難的研究考證我們終于可以得出結論：國歌的核心素材是聶耳在敖漢發(fā)現(xiàn)的。
一、《國歌》核心素材從敖漢流出的依據
（一）事件親歷者的陳述。
原義勇軍第二軍團騎兵一團三營營長劉鳳梧：1933年2月22日晨，天降大雪。北平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軍事部長（兼任抗日義勇軍第二軍團總指揮）王化一、政治部長杜重遠，率高鵬、聶耳、張慧沖 ( 上?；蹧_影片公司攝影師) 等40余人攜帶槍支彈藥、服裝、慰問品和攝影器材，乘坐“上海遼吉黑熱民眾后援會”交通隊湊集的六輛汽車從承德出發(fā)，經凌源、平泉一路慰問一路趕往設在朱碌科（今屬遼寧省建平縣）的義勇軍第二軍團騎兵二團的指揮部慰問并檢閱。25日夜里，慰問團到達朱碌科，原本想在朱碌科拍義勇軍第二軍團騎兵二團的紀錄片，因為是夜里到的，天黑，不能拍，沒拍成。同時義勇軍第二軍團騎兵二團團長王全一生病，副團長顧冠軍要撂挑子不干，騎兵二團沒有接受檢閱。
26日上午10點，王化一、李純華（抗日義勇軍第二軍團副總指揮）率慰問團來到熱河四家子慰問、補給和檢閱剛從北票前線歸來的義勇軍第二軍團騎兵一團的部隊。檢閱地點是在四家子西的河邊，張慧沖轉動攝影機，紀錄了義勇軍騎兵一團沖鋒陷陣等鏡頭。
檢閱過后，劉鳳梧指揮等候領取補給的三營義勇軍戰(zhàn)士唱歌。聶耳、宋文梅、曹藝、葉勁柏等愛國青年帶著慰問袋，跟隨“救國會”軍事部的高鵬來到劉鳳梧的隊伍前。
高鵬指著聶耳對劉鳳梧說：“這位是上海愛國音樂家聶耳同志，他和上海愛國學生來慰問你們。”
聶耳操著南方話說：“大家唱歌的調子是‘滿江紅’，用東北話唱的歌詞我聽不懂。你們唱的是啥子歌？”
劉鳳梧說：“我們唱的不是傻子歌，是《義勇軍誓詞歌》”。他從兜里拿出一張《義勇軍誓詞歌》傳單，遞給聶耳。
聶耳大聲地朗誦：起來！起來！不愿當亡國奴的人！家園毀，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留著頭顱有何用？拿起刀槍向前沖！冒著敵人槍林彈雨向前沖！攜起手，肩并肩?；沓雒?，向前沖！用我們身體筑起長城。前進??！前進！前進！豁出命來向前沖！前進?。∏斑M！向前進！殺！殺！殺！
聶耳激動地拿出小提琴，拉起“滿江紅”的曲調，劉鳳梧指揮戰(zhàn)士們隨著琴聲唱起《義勇軍誓詞歌》……
魏振鵬， 2008年接受采訪時94歲。他說：“我31年入建平師范。33年1月學校放假我回到了四家子，臨時在四家子街西燒鍋院的識字班幫忙教學，老師姓羅，有學生60余人。我記得好向是剛過了農歷二月二，一天上午有一隊騎兵來到了四家子，都集中在四家子街西河邊的空地操練，不少老師和學生圍在這兒看，同時從喀喇沁（指建平喀喇沁鎮(zhèn)，在朱碌科和四家子中間）來的幾輛汽車，下來了百十人，還有一種機器“嘩嘩”響能把人像拍下來，后來知道叫攝影機。拍了騎兵部隊出操、吹號、刺殺、唱歌、騎戰(zhàn)馬奔跑。后來一個人還拉著洋琴教我們圍觀的學生們唱部隊的歌……”
馮閣清，四家子鎮(zhèn)四家子村八家村民組村民，2008年接受采訪時91歲。老人身體特別健康，思維清晰，耳也不聾：“我是民國十三(1923) 年在四家子出生，我記得我10歲那年冬天，四家子來了一千多號義軍的騎兵。義軍來了住在葉家大車店和褚、劉等人家合辦的燒鍋，就是酒廠。因為這兩個大院有牲口棚，燒鍋院因喂糟牛也有馬槽。這些騎兵在西河套邊上練騎馬，出操，還唱歌。當時我在羅德玉老師的識字班上學，同學們去看義軍唱歌，我還記得有說南方話的人教我們唱義軍的歌，歌詞是拿著刀槍沖呀、殺呀的詞，現(xiàn)在記不住了。”
這些親歷者的回憶，為聶耳是在敖漢四家子得到國歌核心素材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
（二）史料印證
1、上海電影資料檔案庫庫存紀錄片《熱河血淚史》的拷貝中有張慧沖拍攝的義勇軍騎兵一團沖鋒陷陣的鏡頭。劉鳳梧說：“影片中那個騎白馬的人就是我。”
2、李純華回憶錄《東北義勇軍第二軍團概述》：“（1933年2月）26日到四家子檢閱并慰問部隊,上海的電影公司拍了紀錄影片①。”
3、王化一回憶錄《日軍侵熱期間熱河紀行》：“1933年2月22日，我們由承德出發(fā)赴朱碌科村?！?“25日夜間前進到朱碌科第二軍團的臨時總指揮部，26日10點前進到四家子，檢閱到達的全體官兵，對他們講話②。”
4、1933年2月26日的王化一日記：“10點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檢閱，到達的二軍團騎兵一千余名。”
這些史料充分印證了聶耳在四家子慰問義勇軍騎兵一團的事實。
（三）爭議者觀點的反證。
目前，學界爭議最大的是：聶耳隨慰問團給義勇軍拍電影這件事是發(fā)生在今天遼寧的朱碌科，還是發(fā)生在今天內蒙古自治區(qū)敖漢旗的四家子。
一種觀點認為：慰問團到達朱碌科后檢閱了義勇軍部隊并拍攝了電影。依據是1987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zhàn)爭親歷記》一書中收錄的署名王化一、林長青的文章《東北義勇軍第二軍團的組織和活動情況》一文的第315頁的一段話：“約在二月下旬，救國會軍事部長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長杜重遠到硃碌科檢閱慰問部隊。檢閱時，新聞記者和張慧中當場拍電影。檢閱后，王、杜召集各路司令及隊長，舉行軍事會議，討論當前局勢。”文章第304頁備注中注明：林長青系二軍團軍需處長。文章第306頁，“二軍團組織情況”標明：經理處長林長青。
另一種觀點認為：1933年2月25日夜，慰問團到達朱碌科。26日上午10點聶耳隨慰問團到達四家子，檢閱、慰問二軍團騎兵一團，并拍電影。
依據一：王化一日記“（1933年2月）25日，……午后，杜重遠返回凌源，向當地居民開展抗日宣傳工作。王化一帶部分人員前往義勇軍第二軍團駐地朱碌科。翌日晨，王化一召集各司令開會，決定在此戰(zhàn)斗，并與第30旅取得聯(lián)系。10點，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檢閱，到達的二軍團騎兵1000余名，人歡馬壯，附近老百姓都圍過來歡迎抗日軍隊③。”
依據二：王化一回憶錄《日軍侵熱期間熱河紀行》“1933年2月25日，杜重遠帶宣傳隊在凌源展開工作，我在夜間前進到朱碌科第二軍團臨時總指揮部?！?6日晨，召集各司令會議，決定在此參加戰(zhàn)斗，同第三十旅聯(lián)系。10點前進到四家子（屬朝陽），檢閱到達的全體官兵，對他們講話……④”
依據三：李純華回憶錄《東北義勇軍第二軍團概述》“1933年2月26日早即由王化一主持，召集遼南義勇軍各路司令開會……會后大家同到四家子部隊防地，檢閱并慰問義勇軍。在部隊受閱時，上海電影公司還給拍照了紀錄影片⑤。”
盡管兩種觀點有很大區(qū)別，但是都冠以王化一的名字，難辨真假。為了考證這些史料的原始出處，敖漢旗組織人員幾次到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查找《王化一日記》的原件。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終于得到1933年2月26日《王化一日記》手寫本復印件的照片。其中一張手寫本日記明確記載：“……十點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檢閱到達的二軍團騎兵一千余名，人歡馬壯，附近老百姓都圍來歡迎抗日軍隊。我向全體民眾和軍隊講話，大意‘兵民合作，兵不擾民，民協(xié)助義軍共同抗日’。講話后，高呼口號，聲振四野，人心振奮，并拍攝電影。”
對照這一系列文獻，可以看出：第二種觀點所闡述的內容與《王化一日記》手寫本原件的記載是一致的，第一種觀點所闡述的內容與《王化一日記》手寫本原件的記載差別很大，盡管也冠以王化一的署名，但顯然不是王化一真實、準確的表述。
第一種觀點所闡述的內容與《王化一日記》手寫本原件的記載對比，存在以下五個不準確的地方。
1、《王化一日記》記載：杜重遠留在凌源沒有趕赴朱碌科和四家子。杜重遠發(fā)給上海的新聞報道《前線歸來》，從1933年3月18日起連續(xù)刊登在上?！渡睢分芸?，該報道沒有提及在朱碌科和四家子發(fā)生的事件，從側面證實杜重遠留在凌源沒有趕赴朱碌科和四家子。第一種觀點引用的文章稱：“政治部副部長杜重遠到硃碌科檢閱慰問部隊，檢閱時，新聞記者和張慧中當場拍電影。檢閱后，王、杜召集各路司令及隊長，舉行軍事會議。”這段記述顯然是錯誤的。
2、《王化一日記》記載：拍攝電影的是上?；蹧_影業(yè)公司的前敵攝影隊。1933年2月20日，上?！渡陥蟆房橇藦埢蹧_與王化一的合影，照片下面的文字明確標明：“此系張慧沖在熱河前敵攝取抗敵影片時與抗日之第二軍團司令王化一氏合攝之影”。引文中把張慧沖寫成張慧中，顯然是不準確的。
3、《王化一日記》記載：到達朱碌科的時間是1933年2月25日夜11點，26日晨開會，會后趕赴四家子，沒有記錄在朱碌科拍電影的事。引文中把到四家子檢閱慰問部隊，并拍電影的事，寫成發(fā)生在朱碌科，顯然是寫錯了地方。
4、引文中的第304頁備注中注明：林長青系二軍團軍需處長。引文中的第306頁，“二軍團組織情況”標明：經理處長林長青。同一篇文章對林長青的職務有兩種不同的說法，這種自相矛盾的表述顯然是不嚴謹的。
5、《王化一日記》記載：到達朱碌科的時間是1933年2月25日夜11點，26日晨開會，10點趕赴四家子。對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地點羅列得很清楚。引文中含糊其詞地表明是“約在二月下旬”這種大概齊的表述顯然不夠精確。王化一曾任遼寧省教育會會長，是有文化功底的學者。他署名的《日軍侵熱期間熱河紀行》與《王化一日記》的文風是一致的，都彰顯出王化一作為學者所特有的記錄詳細、用詞準確的文風。然而署名王化一、林長青的文章《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則記錄含糊、用詞前后矛盾、表述以一概全，完全看不到王化一嚴謹的文風。
王化一于1965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故，該文發(fā)表于1987年，其間相差了22年?？梢钥隙ǖ卣f，文章在發(fā)表時，沒有經過王化一的審閱。文章發(fā)表前，王化一是否參與了該文章的寫作，也很難說。因此，這篇有王化一署名也有其他人署名的文章中，所談到的事件與王化一本人記述的同一個事件有矛盾，應該采用王化一本人的記述，不應該采用這篇文章的記述。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即：“1933年2月25日夜，慰問團到達朱碌科。26日上午10點，聶耳隨慰問團到達四家子，檢閱、慰問二軍團騎兵一團，并拍電影。”的記述是正確的。也就是說，爭議者觀點有問題，恰恰反證了我們的觀點是正確的。
（四）媒體佐證
2015年5月5日，《朝陽日報》發(fā)表了《聶耳慰問義勇軍隨團到過朱碌科——訪建平黨史專家胡廣志實錄》，“……慰問團是25日夜里到的朱碌科。……騎兵一團奪路從溝門子撤到朱碌科。聶耳等慰問團員目睹了義勇軍浴血殺敵歸來的風采，向官兵們贈送了寫有“受我慰問品，還我東北山河”字樣的慰問品。……隨團而來的攝影師張慧沖拍了騎兵一團官兵的影像。……那時候的四家子是建平縣的……可見1933年的任何活動都是建平縣境內的事件。”
從這篇專訪中我們也能看出一些問題：首先是題目只提到聶耳“到過”朱碌科，好像跟國歌素材沒有什么關系，似有意回避主題。其次是說“騎兵一團奪路從溝門子撤到朱碌科”又發(fā)生了時空錯亂，因為當時朱碌科是騎兵二團的駐地。再次整篇文章中也沒有提到《義勇軍誓詞歌》的事，是學者的疏忽還是確無其事？文章開頭已經交代，記者是得到《義勇軍進行曲》的創(chuàng)作發(fā)源地在建平縣朱碌科的消息后才專門采訪胡廣志的，在主題如此明確的專訪中能忽視如此重要的材料令人難以置信。還有，“那時候的四家子是建平縣的……可見1933年的任何活動都是建平縣境內的事件。”的說法似有牽強之嫌。
以上依據充分證明，聶耳發(fā)現(xiàn)國歌核心素材《義勇軍誓詞歌》的地方是敖漢的四家子。
二、《國歌》詞、曲核心素材的完美結合
1933年初，22歲的聶耳經中國左翼戲劇家聯(lián)盟負責人趙銘彝、田漢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田漢是聶耳的直接領導，聶耳在日記中稱田漢為“田老大”。田漢事先知道聶耳在1933年2月中下旬的熱河之行，事后也聽取了聶耳對熱河之行的匯報。聶耳將獲得的第一手素材匯報給田漢，成為田漢創(chuàng)作《義勇軍進行曲》的基礎。這一點，如果把《義勇軍誓詞歌》和《義勇軍進行曲》稍加對比就可以看出來：前者第一句是“起來！起來！不愿當亡國奴的人！”，后者第一句是“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兩句話用詞相似。前者第二句是“家園毀，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后者第三句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兩句話意思相近。前者第四句是“冒著敵人槍林彈雨向前沖！”，后者第七句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兩句話的用字和意思相近。前者第七句是“用我們身體筑成長城”，后者第二句是“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兩句話的用字和意思也相似。兩首歌的最后兩句都重復使用了“前進！“，用詞完全相同。前者的第五句是“攜起手，肩并肩。”，后者的第六句是“我們萬眾一心”，意思相似。前者后片的前四句分別是6個字、6個字、9個字和14個字，后者的后片也是6個字、6個字、9個字和14個字。兩首歌從主題、內容到具體的詞句、韻律、格式、用字等方面都有諸多的相似點。正是有了聶耳提供的核心素材，田漢在1935年為《風云兒女》電影寫主題歌時，才能一揮而就創(chuàng)作出《義勇軍進行曲》歌詞。聶耳也正是受了滿江紅曲調和抗日義勇軍保家衛(wèi)國奮勇殺敵抗日熱情的影響，才很快譜出曲子，于是《義勇軍進行曲》才達到了詞曲的完美結合，很快享譽世界，成為“中華民族解放的號角”。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定為代國歌，1982年12月4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決議，正式定為國歌。
國歌是從敖漢走出去的，把敖漢定位為 “《國歌》發(fā)源地”，名副其實。
三、對開發(fā)利用國歌文化資源的幾點建議
打造好國歌文化平臺，對敖漢、對赤峰甚至對整個內蒙古的意義不言自明。目前，錦州、建平等地都在積極爭取“國歌發(fā)源地”、“國歌發(fā)祥地”稱號，錦州成立了“錦州義勇軍研究會”，建平也組織學者聯(lián)合遼寧大學、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等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聯(lián)合攻關，目前已經召開了級別比較高的論證會，聲稱在“國歌發(fā)祥地”研究上已經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其中影響最大的是2015年5月12日公布的由中國現(xiàn)代史料學會副會長王建學、遼寧大學的焦?jié)櫭?、東北大學的李正鴻、遼寧社科院的張潔的研究結論：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發(fā)源地應為遼寧。同時4學者與建平學者胡廣志等還一起呼吁在朝陽建立義勇軍進行曲紀念館。時不我待，我們必須下大力氣抓緊爭取“名分”，打造平臺。
（一）要有強有力的領導。國歌文化資源的開發(fā)利用是個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涉及到對內對外關系，涉及到計劃的科學制定、資源的共享利用、工作的協(xié)調配合等多方面內容，必須加強領導才能快速高效。建議成立旗委主要領導掛帥，宣傳、文化部門牽頭，人大、政協(xié)、黨史辦、財政、黨校等相關部門通力協(xié)作的組織機構。
（二）要建立一支精干的研究隊伍。充分利用本地現(xiàn)有的黨建專家資源。要加強與相關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聯(lián)合，必要時要利用“外腦”。
（三）要找準定位。“發(fā)祥地”是“指民族、歷史、文化、革命運動、某種政治思潮等起源的地方。”“發(fā)源地”是指河流開始流出的地方。國歌核心素材最早孕育于包括敖漢地區(qū)的熱遼地區(qū)的抗日義勇軍，這是不爭的事實，如果盲目硬稱我們是“發(fā)祥地”，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圍攻”，深究起來我們也會陷入被動。但我們敖漢確實是國歌核心素材“開始流出的地方”，非常符合“發(fā)源地”的內涵。我們稱自己為“發(fā)源地”，一是名副其實，可以理直氣壯。二是容易得到廣大“發(fā)祥地”的支持，有助于相互合作，共同做大做好“國歌文化”這篇大文章。
（四）要加強對外宣傳。充分利用各種媒體，采取多種方式如發(fā)表論文、開研討會論證會、創(chuàng)作文藝作品等方式擴大影響，營造氛圍。
（五）要采取“內緊外松”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內緊”就是要抓緊對遺址遺跡遺物的發(fā)掘整理，爭取走在別人的前面，避免別人的錯誤結論“坐實”后我們陷入被動；抓緊對事件當事人、經歷者、知情人的采訪和資料的整理，爭取走在時間的前面，避免資源的快速流失。“外松”就是不浮躁，不為了追求短期轟動效應輕易發(fā)布不成熟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研究結果，更不能罔顧事實牽強附會，以免授人以柄。要保持定力，穩(wěn)扎穩(wěn)打，爭取拋出去的都是“重磅炸彈”。
就目前而言，支持朱碌科是國歌發(fā)源地的學者的意見并不明朗，他們對外發(fā)布的意見只是說發(fā)源于“遼寧”，可見這些學者還是非常謹慎，說明他們手里還沒有過硬的證據；同時，一些人從歷史沿革的角度說敖漢過去屬于遼寧，因此國歌發(fā)源地是遼寧，邏輯上非常牽強。這對我們來說是個機會，所以要加快搜集證據的步伐。據媒體報道沈陽民間收藏家詹洪閣收藏了比較豐富的記載《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及傳唱過程的史料，我們應派專人拜訪征集。只有掌握過硬的證據，才能獲得學界的認可、社會的認同、領導的支持和上級項目的扶持。
（六）要開放包容。要拋卻地區(qū)和門戶之見。對內，要把國歌文化的開發(fā)利用與經濟、政治、社會、環(huán)境及其它文化資源的開發(fā)利用有機結合。對外，要與周邊地區(qū)合作，充分利用他們的紅色文化資源，爭取合作共贏，共同發(fā)展。
①《血肉長城——義勇軍抗日斗爭實錄》第868頁，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血肉長城——義勇軍抗日斗爭實錄》第1256、1257頁，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摘自1991年3月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一書，作者：王駒、邵宇春。
④摘錄自2001年9月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肉長城——義勇軍抗日斗爭實錄》一書的第1257頁。
⑤摘錄自2001年9月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肉長城——義勇軍抗日斗爭實錄》一書的第8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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